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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至康熙六十年期间，驻厦门的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绘制了《东洋南洋海道图》(见图1)一图呈送给康熙皇帝。这幅地图准确标绘了南海诸岛的位置和名称，并绘制了从厦门到日本、东南亚各国20个港口的十几条国际航线，直观展现了18世纪初厦门的国际贸易网络。福建水师高级将领亲笔绘制厦门通往海外各国航线图，在古代港口史上是少见的。
图1《东洋南洋海道图》 以厦门为起点的海上贸易网络 这张地图上，标注了北起浙江，南到海南岛的一系列中国港口，但图上的对外航线只从厦门出发。航线从厦门出发后就分为三路（见图2），第一路指向东北方向，直航日本九州岛。第二路指向南偏东方向，直航菲律宾吕宋港口（今马尼拉）。第三路指向西南方向，驶向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第一路航线只连接日本的一个港口。第二路航线在抵达马尼拉后，又分三路前行，一路驶往宿务岛，一路驶往苏禄群岛，一路驶往文莱（见图3）。第三路航线情况较复杂，既有主线，又有支线。主线从厦门出发，驶过海南岛南端，抵达越南中部广南港口，再从广南出发向南先后经罗湾头、昆仑岛、东西竹岛，到达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港口，再航行到航线终点印尼爪哇岛咬留吧，也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这条主线沿路分出支线，第一条支线从海南岛南端分出，向西北航行抵达越南北部交趾港口。在罗湾头，今天越南南部藩朗南面的巴达兰角，分出第二批支线，分别驶往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在越南南端附近海面的昆仑岛分出第三批支线，分别驶往泰国南部的斜仔、六坤、宋居朥、大泥和马来西亚的丁佳奴、彭亨。在新加坡东北100多公里的东西竹岛（今马来西亚奥尔岛）分出第四批支线，分别前往马来西亚的柔佛，麻六甲（即马六甲）和印尼加里曼丹岛南部的马辰。
图2航线从厦门出发后一分为三
图3菲律宾群岛航线 这三大主线、十几条支线上，都用文字注明航向和路程，如“坤申针壹佰肆拾肆更取广南港口”，“坤申针”，大致是指西南偏西的方向，“更”表示航行时间，十分之一天为一更，也就是说厦门到广南港口大约航行14天。就这样，一张覆盖几乎整个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大网上，有今天日本1个港口，越南2个港口，柬埔寨1个港口，泰国5个港口，马来西亚4个港口，印尼3个港口，文莱1个港口，菲律宾3个港口，在中国则只连接了厦门这一个港口。当时厦门并非中国唯一外贸口岸，施世骠如此绘制，说明在他心目中厦门的重要性。施世骠还在图上写下了通航各国的特产，如交趾产丝绢、金、红铜，文莱产珍珠、稻米、苏木等，暹罗产稻米、玳瑁、象牙、燕窝、乌木、船料等。在300年前，从厦门出发的中国商船，就是沿着图上所绘航线前往东南亚各口岸，运去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回珍珠、象牙、燕窝、香料等海外特产。商船上的不少乘客就留在当地经商或垦荒，成为较早的一批华侨。到鸦片战争前夕，在东南亚的福建华侨已达60万人，其中相当部分是从厦门出洋的。可以说图上的航线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又是福建华侨的迁移之路。 厦门与《东洋南洋海道图》的绘制 这么古老的航线图是怎么绘制出来的？就这个问题，笔者查阅了18世纪初英国桑顿公司出版的供英国海员使用的从印度到东亚地区的海图（见图4），发现这张图的东南亚、东亚部分的陆地轮廓，岛屿位置与《东洋南洋海道图》竟然出奇地一致。此外，《东洋南洋海道图》上画了两个罗盘，都是标明三十二个方向的西式罗盘，而非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向罗盘。笔者初步推断，《东洋南洋海道图》当是以西方航海图为底本，结合熟悉东南亚航线的中国海员的海洋知识而绘成的。
图4英国桑顿公司印度、中国海图 施世骠，是名将施琅的第六个儿子，十多岁就参加了施琅渡海统一台湾之战，后来曾随康熙皇帝到蒙古征讨噶尔丹势力，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起任福建水师提督，常驻厦门，统领福建全省水师，巡防闽台海疆，康熙六十年病逝于台湾军中，享年55岁。康熙二十三年厦门设立海关跟西方各国、东亚、东南亚各国通商后，施琅、施世骠父子担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厦门的时间合计达二十多年，与来厦贸易的西方商船有较多接触。据英国史料记载，康熙年间，西方商船到达厦门后，会向水师提督和海关监督等官员赠送各种西洋礼物，其中就包括海图。据厦门市施琅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连心豪先生考证，当时的福建水师提督还兼管外贸事务。施琅家族很可能从西方商人手中获得了西方海员地图。施琅父子的部下中不乏到过日本、东南亚等地的闽南海员，其中有些人还当上了水师将领，如写下重要海洋著作《海国闻见录》的同安高浦（今属集美区）人陈昴、陈伦炯父子。这些军方人士和厦门港中常跑东洋、南洋航线的民间商船船长、舵工们向施世骠提供了图上用中文标注的外国港口名称，中外岛屿名称，航线方向、路程和海外各国特产等知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施世骠绘制了《东洋南洋海道图》。 《东洋南洋海道图》与清朝中期厦门港的变迁 然而，《东洋南洋海道图》绘成前后，由于种种原因，来华的西方商船越来越少来厦门贸易，而是驶往广州贸易。据学者王庆成先生统计，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三十九年的17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15艘4260吨，到厦门的占10艘2370吨，但在康熙四十至四十九年的10年中，来华商船29艘8781吨，到厦门的只有7艘2448吨，到广东的占11艘3360吨，此后广州逐渐占绝对优势。施世骠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后，来厦门的英国商船更少得屈指可数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西方商船只能到广州贸易。在这轮持续了70多年的外贸竞争中，厦门虽然一开始取得优势，但因种种原因最终落败了。 外商虽然来得少了，但厦门港依旧繁盛。1735年，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完成了一部集一百多年欧洲传教士翻译介绍中国文化大成的巨著《大中华帝国志》，这本书里这样介绍厦门，“厦门是一个著名的港口，一边倚着岛屿，高出地平，什么样的海风都可以防御。神奇的是，厦门港竟能够容纳几千艘船只。海水很深，最大的货船也能十分安全地停靠到海岸上。任何时候，你都能在这里看到数量庞大的中国帆船。二十年以前，你还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欧洲船只掺杂其间。现在它们偶尔还会来这里，但所有的贸易都移到广州去了。” 90多年后，道光十二年（1832年），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务的德籍传教士、间谍郭士立潜入厦门侦察后，这样描述厦门港和闽南商人：“厦门的面积相当大，居民至少有二十万。街道狭窄，庙宇众多，有几座大房子都是富商的产业。由于港口优良，厦门早就成为中华帝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又是亚洲最大的市场之一。”据此，他得出结论：“不论就它的位置、财富或是出口的原料来说，此地无疑是欧洲人前来贸易最好的港口之一”。 由此可见，在《东洋南洋海道图》绘成后的一百多年里，厦门港由于在对东南亚贸易、闽台航运中的特殊地位，愈加繁荣，成为了西方殖民者觊觎的对象。他们很快在随后的鸦片战争中用武力打开了厦门的门户。 结语 《东洋南洋海道图》彩绘纸本，纵169厘米，横132厘米，图的背面有图签，上书图名，并有“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进呈”字样，现藏位于故宫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张图在康熙皇帝御览后，就锁进了深宫，到20世纪才被研究边疆海防的学者发现。200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选编的《澳门历史地图精选》中收录了这张图，世人才得以一睹这张图的全貌。但《东洋南洋海道图》中所展现的从厦门出发的国际贸易网络，则一直未能引起学者的关注，希望本文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清）施世骠著《东洋南洋海道图》，见邹爱莲、霍启昌《澳门历史地图精选》，图版15，华文出版社，2000年。 2.（清）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见《外国竹枝词·海国闻见录附图》，中华书局，1991年。 3.（法）杜赫德著《中华帝国志》，转引自李天纲《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第2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4.（德）郭士立著、陈增辉译《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选译），见《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第89-11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5.（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6.王庆成编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 7.连心豪：《吴英招徕外商令牌发微——兼探闽海关与清初海外贸易管理体制》。 （本文发表于《福建史志》2016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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