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教

法脉源流

全真道北宗为太上老君传于瑶池金母，金母传白云上真，上真传东华帝君王玄甫，王玄甫传正阳帝君钟离权，钟离权授纯阳帝君吕洞宾和明悟帝君刘海蟾，吕洞宾授辅极帝君王重阳，重阳授北七真。全真道统自老子始，东华帝君王玄甫为全真道的始祖。北五祖即是王玄甫已降的五位祖师，即东华帝君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后经元世祖、武宗的诏封，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等遂被全真道北宗奉为“五祖”。全真道因有南宗北宗之分，王重阳等属北宗，故名北五祖。

全真道南宗的道统谱系具南宋白玉蟾《题张紫阳薛紫贤真人像》载：“昔李亚以金汞刀圭火符之诀传之钟离权，权以是传吕岩叟，岩叟传刘海蟾，刘传之张伯端。”白玉蟾三传弟子邓錡在《道德真经三解》中，载其师萧廷芝所列“大道正统”，从浮黎元始天尊递传至华阳真人李亚，再递传正阳真人钟离权、纯阳真人吕岩、海蟾真人刘玄英，刘玄英分别传重阳真人王嚞、紫阳真人张伯端。

道教自北宋之末，有南宗丹道的崛起，禅、道合一的途径，已极其明朗。到南宋时期，在北方的民族，长期受困于辽、夏、金、元的动荡局面，国家民族感情，与传统文化精神交相激发，便有王重阳、丘长春师徒的全真道的建立，一变历来神仙方士、符箓法术的道术，提倡敦品励行，修心养性的渐修教化，成为黄河南北声势显赫的新兴道派，威名远布。他们与成吉思汗，及元朝开国之初的政策，并元代以后的道教，都有极大的关系。明、清以后的道教，即以全真道为其中坚骨干，是为开北宗龙门派的翘楚。全真道的学理与方法，完全近于禅宗北宗渐修的路线，而且又富有儒家与宋代新兴理学家的精神。他们生当衰乱之世，华夏丘墟，以民间讲学道的姿态，尽力保持国家民族文化的元气与精神，可谓用心良苦，功德无量，而古今学者，依样画葫芦，一律指为释老的异端，管窥陋见，卑不足道，实在有点辜负圣贤，非常可笑。

综述

吕洞宾的传人——王重阳，开创了内丹北宗并以道派教团形式弘扬丹道学，从而在道文化发展史上第一次正式地将丹派与道派合二为一、相得益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王重阳推广修持自身阴阳的清净丹法，以广度有缘，体现出普度众生的大乘豪气。王重阳创立全真道，革故鼎新，以卓然不俗而又至真至纯的“全真家风”，上承中唐以来日渐兴盛的钟吕及陈抟、张伯端的内丹学，在符箓道教极其凋弊的条件下，发展出新的道教理论，以三教合一为宗，以性命双修、功行并重为修炼门径，汲取禅宗的心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诸多因素，对传统道教从教义、戒律，到宫观组织、修行方式，以及终极超越境界等方面都进行全面革新，可以说是开中国道文化千百年来未有之局面，从而促成了中国道教的新生。

同中唐以降先后出现的吕洞宾、陈抟、刘海蟾、张伯端等内丹大师相比，尽管他们的内丹理论著作影响深远，但始终未能形成内丹派教团组织，只限于个别丹家递相密授。而王重阳则不同，他不仅有绝大的思想创造力，而且显示了超凡的传道智慧和组织才能，并吸收马丹阳、邱处机等七人为徒，终于使教门大盛。所以，全真道尽管比东汉时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要晚出1000余年，却发展迅速，成为中国道教史上盖过天师道的最大教派。此后道教的发展，全真道成为道教的主流，而由丘处机开创的龙门派又成为全真道的主流，直到近现代，全真道保持了八百多年连绵不断的发展。

　　而王重阳引儒入道，力倡“三教合一”，不仅提升了道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统摄与融合功用，更于衰危乱世中保存了中华道学文化之命脉。金元时期，北方汉族遗民连生存尚且无法保证，更谈不到汉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延续，王重阳汲取儒释道三教精华，提炼升华为全真教义，传播给弟子道众，继而散播到全国各地，自此以后，全真道不灭、内丹学不失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无灭绝之虞。

　　同时，王重阳发起带动的内丹修行风潮，是一种在异族统治下，保护民族文化、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是道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更是一种“内在灵性的觉醒”运动。在当今人类生命深为物质文明所迷惑的时代中，王重阳全真道的“返本还原，求其本真”的内丹修行，仍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发祥

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在陕西的终南山下刘蒋村中，便出了一位为后世道教全真道的祖师王重阳。他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来修道，改单名为嚞，字知名，道号曰重阳。他自幼便慷慨好义，文武双绝。而且在二十岁左右，便中过进士，很有文名。本传称：“当南宋建炎四年，金太宗天会八年，封刘豫为王，国号齐，改元为阜昌初年。抚治河外，不及于秦，岁屡饿，人至相食。时咸阳醴泉，惟师家富魁两邑，其大父乃出余以周之，远而不及者，咸来劫取，邻里三百户，余亦因侵之，家财为之一空。有司率兵捕获，将置之法。师曰：乡人饿荒，拾路所得，吾不忍置之死地。有司贤之，遂释不问，人服其德。金海陵炀王正隆四年，师忽自叹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心。予犹碌碌如此，不亦愚乎?”不久，便遇吕纯阳化身的点化，就修道了。

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王重阳在终南山凿活死人墓，坐于墓中。几年后得道开悟，填活死人墓，迁刘蒋村结茅，与玉蟾和公、灵阳李公三人同居修炼。此时王重阳想起了醴泉县再遇真仙吕祖时“速去东海，投谭捉马”的启示，乃于大定七年（1167）四月二十六日自焚刘蒋村茅庵，经北邙山上清宫，于闰七月十八日抵山东宁海州，开始了“投谭捉马”的传道生涯。

大定七年（1167）九月，邱处机自昆嵛山来谒于全真庵，请为弟子。王重阳为之训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同年冬，谭处端环内出家。训名处端，字通正，号长真子。

大定八年（1168）二月初八，马钰出家，训名钰，字玄宝，号丹阳子。是日，玉阳真人王处一自文登牛仙山来，愿为弟子，训名处一。二月底，王重阳挈丹阳、长真、长春、玉阳入昆嵛山石门口，开烟霞洞居之。三月，广宁真人郝大通来昆箭山出家，训名大通，号恬然子。八月，王重阳掣五真人，自烟霞洞迁居文登县姜实庵，立三教“七宝会”。

大定九年（1169)四月，王重阳引丹阳、长真、长春、广宁迁居宁海州金莲堂，途中至龙泉时，为查山玉阳公飞伞传号。重午日，马钰妻孙不二诣金莲堂出家，训名不二，号清净散人。八月，王重阳在宁海立三教“金莲会”。九月，王重阳到登州福山县立三教“三光会”，于蓬莱立三教“玉华会”。领丹阳、长真、长春西至莱州，化长生真人刘处玄出家，训名处玄，字通妙，号长生子。十月，于掖县立三教“平等会”。金帝征召和奉诏大醮不论对王玉阳个人还是全真教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王玉阳，“洞居九年”，受到皇家赏识，才华得以施展，理想得以实现，其个人威信和影响都达到顶峰，使这一时期成为王玉阳人生的黄金时代。同时，金帝征召问道说明全真教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全真教的发展走上第一个台阶，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转机。

从开创全真道的祖师王重阳的事迹看来，如果推开神仙的道业而不谈，另从国家民族兴亡的角度，来看衰乱时代中仁人志士的用心，便会使人发生无限的感慨。假使用历史的观点来追论，如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列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佛、龙树菩萨、马鸣菩萨，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图(Plato)，犹太的耶稣(Jestls)，阿拉伯的穆罕默德(Muhammed)，有的在哲学上名垂万古，有的在宗教上与天地同休，他们建立了不世的功业。但是，这些伟大的超人们，生当其时，没有哪一个不是遭逢时世的衰乱，由于政治、社会衰败的反应，而另觅人生究竟的道路而来的。至于借此而寄情物外，将一片悲天悯人的血泪，洒向虚空的，其心尤可令人肃然起敬。

少年的王重阳，是一个有丰富学问的人，而且任侠重义，豪气凌云。他生当衰乱之世，自己眼见要遭遇到亡国灭种的痛苦，况且正当“南渡君臣轻社稷”的时代。时势环境迫得他无力挽回绝对的颓势，便只有创教立宗，以保持文化精神在宗教社会之间了。所以他便不得不自己活埋，号为“活死人”和“疯子”。至于说他所遇的师父，是吕纯阳的化身，命他向东去创教，又吩咐他密语，他临死又吩咐马丹阳密语。如果除开嘱咐修道的密诀外，谁能证明七百年前，他们师徒所说的是什么?究竟是为道或为国?自然都是疑案了。总之，没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和以学术思想自任的大宗师们，他们是绝无用世之心的人。只是不像英雄们有治世取天下之心，而却都有救世平天下之志。不过所走的路线，和所取的目的和方法，各有不同而已。例如宋人有反游仙诗说吕纯阳的：“觅官千里赴神京，得遇钟离盖便倾。未必无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误先生。”虽然是别有寓意的幽默话，但是也确有至理，发人深省。

当南北朝之间，少数民族崛起西北，以石勒、姚兴等的酋长之雄，如果没有神僧佛圆澄，和高僧鸠摩罗什等的教化，不知道还有多少生灵，受其涂炭。当成吉思汗崛起蒙古，以素无文化基础的民族，除了依赖武力征伐以外，根本不懂文化和政治的建设，如非丘长春师徒教化其间，他祸害之烈，恐怕又不止如元朝八十余年的情况了。这笔写到全真道的事迹，又不胜有观今鉴古之叹!元代的道士赵道一编著《王重阳传》后的系语，也同有此感。他说：

“皇不足则帝，帝不足则王，王不足则霸，霸又不足，则道之不幸也。至哉全真!杰生中土，转浇漓以宗太朴，化顽犷以慕无为。一师倡之，七真和之。猗欤盛哉！时当今之有国也。力不侔于五胡，德弗逮于拓跋，绵绵之运，信罔有矣!然天启玄元之教，俾福被于群生。斯道无丧，以至今日，全真之功也。”

这一段的评语里，便说到元朝“力不侔于五胡，德弗逮于拓跋。”不但谈不上王道，即如退而求其次的霸道，也够不上。元朝的统一中国，只能说是武力上的幸运。他言下对于重阳真人师徒的推崇备至，也就是对于宋朝一代的人物，有不胜遗憾之叹!

兴起

金大定、明昌年间，金世宗和金章宗先后诏见王玉阳、邱处机、刘处玄等全真大师，征询安邦之策和养生之道后，教旨由“无为”转为“无为、有为相半”。刘处玄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邱处机于金泰和四年（1204）相继掌教，逐渐重视创立宫观和收徒活动，全真道的主要活动基地转移到昆嵛山为中心的胶东半岛。1219年，善于审时度势选择向背的丘处机率十八高徒西赴雪山，教化成吉思汗，获得崇奉，得赠金虎牌，“掌管天下出家人”，成为全真教发展史上又一重要转折点。

丘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这都是他师父王重阳真人为他取的名字。他是山东登州栖霞县的人，当金熙宗大定七年间，他方十九岁，居昆嵛山修道，而遇王重阳，便依之称弟子。重阳当时赠以诗曰：

“细密金麟戏碧流，能寻香饵食吞钩。被予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永自由。”

对于他的器重，由此可见。他追随依止于重阳，不过四年，重阳便即羽化飞升。临行吩咐他听学于马丹阳，他便随马丹阳、谭长生、刘长生等四人，护重阳灵柩，归于终南山下，并且随丹阳等庐墓三年，极尽师弟之礼。后来他便独居于磻溪六年、龙门七载，专志修道，备尝难苦。后世道教的龙门派，俗称北派的，就宗于他修道于龙门而定名。他在这几年中，对于修道的心得，随时作成诗歌，因此流开去，声誉便逐渐隆盛起来。因金朝的京兆统军夹谷公礼请，遂还归终南，弘扬全真道。金世宗二十八年，召请人见。世宗向他求道，他便先说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难。又说：

“富贵骄淫，人情所常。当兢兢业业，以自防尔。诚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远。谲诡幻怪，非所闻也。”

金世宗对于他，非常重视。先安置他在万宁宫之西，一年之中，屡次召见。他急急请求还山，到了是年八月，才放他还终南山。赐钱十万，他都辞而不受。二十九年，世宗死后，他便于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回到故乡栖霞，大修道观，安置徒众。当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金宣宗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的时期，他住在莱州的昊天观。那时山东大部分的地方，都被南宋收复。宁宗久闻他的道望，便遣使召请南行，而且命令大帅彭义斌派兵保卫起行，他都辞谢不去。地方官怪而问他的原因，他便说：“吾之出处，非若辈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到了那年的五月，成吉思汗在西征的途中，从奈蛮国遣近臣札八儿、刘仲禄，远涉间关险阻，到山东来请他西去。本所载成吉思汗写给他的制诏说：

“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是以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戎，悉称臣佐。任大守重，惧有阙政。且夫刳舟剡楫，将以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以来，勤心庶政。三九之位，未见其人。伏闻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究理，道冲德著，有古君子之遗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今知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臣，备轻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远行为念。或忧民当世之务，或恤朕保身之术。朕得亲仙座，惟先生将咳嗽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

这一篇制诏，将成吉思汗的渴望之诚，和卑辞厚礼，却跃然纸上。按明陶宗仪著《辍耕录》原文，还较为详细，但大体不外这些恳切的情辞。而且刘仲禄奉命为请师的专使，其初一路行来，还不知道丘长春在山东那里，本来想带兵五千，专来迎请。后来经过金朝西北驻军和边臣的劝告说：正当两国议和，恐怕金人惊扰。才只带蒙古亲兵二十人，一路探访，来到登州。丘长春却一反常态，立即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请。选弟子中可以从行的，共计十八人，便于(公元1220年)二月北行到了燕京行省(北京)。他所经过的地方，大家争求他的文笔诗颂，只要有此一纸，就可免了元兵的杀戮。后来元朝用兵中国，人们都求丘长春全真道的庇护，犹如清末时期，国人求庇于外国教士一样，真是历史上一件异事。

丘长春到了燕京的时候，成吉思汗的西征行程，已经更加辽远。据《辍耕录》等的记载，他便进表陈情，奏请不去。如原表云：

“登州栖霞县志道丘处机，近奉宣旨，远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诸众人，内顾自伤，衷情谁测，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衔霜，图其一见，盖闻车驾只在桓抚之北，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其几千里。风尘澒洞。天气苍黄，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则军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为难事。遂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奈刘仲禄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肯来归命，远冒风霜，伏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详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处机虚得其命。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龙飞年三月日奏。”

到了十月间，成吉思汗在邻近印度的边境，遣使奉诏回邀西去，如原诏云：

“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省，所奏应召而来者，具悉。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元纁，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召而弗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张，军旅试临，边陲底定。来从去背，实力率之固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于是载阳威德，略驻车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缘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旨不多及。”

他由此便不辞险阻，远涉沙漠，追随成吉思汗的西征路线，历时四年，经数十国，行万有余里，《元史》称其：“蹀血战场，避寇绝城，绝粮沙漠。”于公元1222年，到达邪迷思干城。再过铁门关。才在雪山之阳，与成吉思汗见面。居住一年以后，他自北印度的边境返国，成吉思汗派骑兵数千，护送他回燕京。改天长观为长春宫。又敕修白云观，合而为一。并以万岁山、太液池赠之，改名为万安宫。

女真为主体的金廷人主中原后，北方先后出现了太一教（1138年，河南卫辉人萧抱珍）、大德教(1142年，河北沧州人刘德仁）、全真道三足鼎立的局面，由于王重阳创建了完善的教义、教制，王玉阳、邱处机、刘处玄等教首被金帝请教为第一步飞跃，邱处机教化蒙古成吉思汗为第二步飞跃，使全真道在北方道教诸派中脱颖而出，取得了“自由建造宫观，广收徒众”的优势地位。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诏尊全真道所奉东华帝君、钟离汉、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五祖为“真君”（王重阳为“全真开化真君”），后人称“北五祖”；又尊王重阳七大弟子为“真人”，世称“七真”。至大三年（1310)，元武宗加尊全真五祖为“帝君”（王重阳为“全真开化辅极帝君”），七真为“真君”；邱处机弟子尹志平等十八人为“真人”。教门之盛可谓空前绝后，“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今日之盛！”，其贵盛堪称道教诸派之冠。

鼎盛

金元之交数百年间，是全真道的鼎盛时期。鼎盛局面的居功至伟者为邱处机，转变的契机则是成吉思汗与他的会面。在金世宗、章宗两朝（1161～1208），经过刘处玄、邱处机的努力，全真道已深得民心，金贞皊二年（1214），邱处机又应山东驸马都尉之请，出而招安杨安儿的起义军。于是邱处机及其全真道，成为蒙古、金、南宋三方交相争取的对象，在金贞皊、兴定（1213～1221）年间，三方先后派遣使臣征召邱处机。邱处机高瞻远瞩，乃作出：却金使，谢宋聘，独赴正在西征西域的成吉思汗之召的重大决定。他不辞年届74岁的高龄，甘冒风沙大雪之苦，于1219年率十八随行弟子登上征途，经历两年多的三万五千里跋涉，终于在1222年到达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都库什山）成吉思汗的军营。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到来慰勉有加，亲自三次求见并作长谈。邱处机对其所问以“敬天爱民”、“怀柔止杀”为治之方及长生久视之道，皆作了仔细的回答。深得成吉思汗的礼敬，尊称其为“邱神仙”。当他于1223年请准东归时，请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并敕免全真门下道士的差役赋税。

1224年邱处机返抵燕京，被请住大天长观（后改名长春宫），成为道教的风云人物，所居长春宫从此成为全真道活动的中心。“由是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邱处机便不辞年老的着手全真道的大发展工作。实际上，他早在西觐东归途中，即大约在1223年五六月之某日，夜宿盖里泊（抚州之丰利县境内）时，就语其随行弟子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 故在此后，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广收门徒的活动，就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了。从邱处机住长春宫起，一直持续到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期间。在这三十余年里，到底建了多少宫观，收了多少门徒，现已难于详考。仅就《顺天府志》所引《析津志》和《元一统志》所记之宫观作粗略统计，燕京及其附近地区即有宫观百余所，其中绝大部分为全真道宫观，又皆属邱处机至李志常掌教期间所建。其次，在河北、河南地区，李志柔及其弟子根据邱处机“立观度人”的意旨，先后在河北的大名、磁州等地“起建大小庵观殆三百区，化度道流称是”。刘志源也在大名路“建宫立观，亦二百余所”，“度门弟子三千余人”。赵志源也在河北“大名、磁、相之间，度学者凡数百人，立庵观十有余所”。李志远则在河南卫州胙城等地建立庵观。又其次，在山东、山西地区，张志渊在山东“主东平郓城白云观，度弟子千余人，庵观称是”。潘德冲则在山西芮城县建了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的纯阳万寿宫，俗称永乐宫。宋德方借在山西平阳编《道藏》的机会，“犹假余力，即莱州神山开九阳洞及建立宫观，自燕至，凡四十余区”。薛知微也“度门弟子数百人”，“立观度人于河东云、应”之间。再次，在陕西、甘肃地区，于善庆（后改名志道）根据邱处机的安排，长期活动于陕西陇县、凤翔一带，“诣门求度为道士者数百人，俱立观院于凤翔、汧、陇之间”。綦志远在李志常掌教期间，提点陕西教事，曾“度门弟子数百人，建立宫观二十余所”。冯志亨在尹志平嗣教后之庚子年（1240），随志平去陕西改葬王嚞的路途中，“自燕至秦三千余里，凡经过道家宫观，废者兴之，缺者完之，至百余所”。

在邱处机的‘立观度人‘的号召下，大约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全真道的宫观、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等广大地区。《清虚宫重显子返真碑铭》载：“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观记》载：“自邱往赴龙廷之召，……自是而后，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 1228年恭送邱处机，和1241年公祭王嚞，可说是对全真道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据载，安送邱处机时，“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至有司卫之以甲兵”。公祭王嚞时，“时陕右虽甫定，犹为边鄙重地，经理及会葬者，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不仅如此，据《尹宗师碑铭》记载，当尹志平于1236年，去陕西营建祖庭时，“时陕右甫定，遗民犹有保栅未下者，闻师至，相先归附，师为抚慰，皆按堵如故”。不久，在去云中化度道士的返回途中，“道经太行山，群盗罗拜受教，悉为良民。出井陉，历赵魏齐鲁，请命者皆谢遣。原野道路设香花，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贡物山集。”这些描写反映了全真道及其首领在群众中影响很大的历史事实。[10]

翻开历史的记载，自秦皇、汉武，海上求仙以来，并唐、宋的帝王，误于神仙方术者，屡见不鲜。丘长春以全真道的大师，成吉思汗呼为神仙而不名，而且经过如此艰难的请去，他应当传些长生不老，修成神仙的法术了。事实上，并不如此。他教给成吉思汗的，却都是中国正统学术，儒、道两家忠孝仁义的话。尤其谆谆劝其戒杀而治天下。这比三国时期于吉、左慈等方士之流，想以方技动人的，就不知高明到多少倍了。《元史·释老传》载：“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

同时，丘长春又把握许多机会，对于成吉思汗，加以机会感化。如本传载：“一日雷震。太祖以问处机。对曰：雷，天威也。人罪奠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而震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太祖从之。岁癸未，太祖大猎于东山，马踣。处机请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数畋猎，非宜。太祖为罢猎者久之。”

成吉思汗既赠给丘长春以虎符玺书，在过去中国帝王的习惯上，便算是等于列土封侯的荣宠。在某种情形之下，他凭这些东西，就可以便宜行事的。丘长春以间关万里之行，换得虎符玺书而归，不但为道家文化，增长声威。而且他们师徒，还凭此服务战地救了许多自己国民的生命，不使死于元兵的凶残淫掠之下，这更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一件事，如《元史·释老传》载：“时国兵(元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罗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后来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时期，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其余的门人，分符领节，各据一方，执掌他的教化，也庇护了多少国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到了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还加赐金印。当国家有难，受异族统治之下，一个新兴的道教宗派，做了许多保存民族命脉的工作，追怀千古，实在应当稽首无量。

南北归宗

全真道的发展尽管有低谷，但并没有停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元朝实现了南北统一，为原在北方的全真道提供了南传的条件，当然也为原在南方的道教南宗提供了北上的机会。最早进入黄河以南传道的全真道士是吉志通，他是陕西郃阳人。“师乔潜道及潘清容。博学多闻。后居武当山，十年不火食。”于中统甲子（1264）逝世。乔潜道是马钰弟子，吉志通即是马钰之再传。推其居武当山的时间，当在元宪宗时。比吉志通稍晚，武当山又有鲁大宥和汪真常相继成为全真道士，此后全真弟子日众，武当山遂成为全真道的重要据点。继武当山之后，全真道继续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如居江苏仪征的李道纯（或谓居凤阳盱眙），居浙江杭州的徐弘道、丁野鹤、黄公望，居浙江黄岩委羽山的赵与庆，活动于江西、福建一带的金志扬、桂心渊，以及活动于江西、浙江、福建一带的李珏至陈致虚一系等。他们大多是南宗道士而加入全真道者。

全真道的南传，使原来互相隔绝、但却同源于钟吕金丹派的南、北二宗（南宗与全真道）增加了接触的机会。由此经过接触，彼此认同，逐渐产生了合为一宗的要求，特别是南宗更有回归全真道的愿望。为了使二宗合为一宗，必须对二宗原来各自尊祀的祖师传系作必要的研究，以便合宗后共同崇祀。这是二宗合并必不可少的工作。在这过程中，陈致虚是积极的推动者，他根据二宗已有的成说，在《金丹大要》和《金丹大要列仙志》中，提出了“五祖七真”的祖师系统，完成了二宗的合并。时间大约在元代中后期。

全真道除合并南宗以外，元代中后期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盖过了符箓教派正一道。自元成宗即位，解除了对全真道的禁令以后，苗道一、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相继掌教。自苗道一起、每任掌教皆授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这是除玄教以外，其他道派掌教皆未获得过的褒封。

发展

在上述情况下，全真道演化分出诸多指派活动传教，其正宗为“七真派”。即宗邱处机的龙门派，宗刘处玄的随山派，宗潭处端的南无派，宗马钰的遇仙派，宗王处一的嵛山派，宗郝大通的华山派，宗孙不二的清静派。其中以龙门派势力最大，记载也较多。至清初，龙门派经王常月之中兴，龙门派更盛于其他各派。除此全真嫡系七派外，又有明初张三丰所传的全真武当派，万历间陆西星所传内丹东派，清嘉、道间李西月所传内丹西派，盖皆属全真道之旁系。以上派系再经繁衍，在明清时期，又衍化出更多的支派。全真教除了全面而深刻的继承了中国传统道教思想以外，更将科仪、戒律、符箓、丹药等文化内容重新整理。为今时今日的道教奠下了根基。明清两代在全国各地，乃至东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传播。至今全真道仍是道教最重要的道派。

1957年4月中旬中国道教界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4月12日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成立，全真龙门派方丈岳崇岱当选为中国道协第一届会长。

全真教始终代表道教正宗。中国道教协会所设在的位于北京西便门外的白云观，是全真道三大祖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