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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对他们的打击，并没有使汉代地方世家豪族势力衰歇，相反，由于汉代社会制度，土地兼并，使得农民流亡，并依附于豪强之家；而奴隶制度的发展，成了世家豪族势力滋长的温床，更使这种社会势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刘秀就是在世家豪族势力的拥戴支持下重建汉家政权的。他对待世家豪族采取了这样的政策：一方面尊重豪族们在政治上的地位，给他们高官厚禄，请他们作三公大臣；一方面又紧紧地把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左右的小官尚书权力大起来，成为实际上总理国政的机关。《后汉书·仲长统传》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所以，东汉一代，从一开始政治上就是皇权和世家豪族两种势力并存。皇帝手中集中着权力，世家豪族有着尊贵的政治、社会地位。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内部不可能没有矛盾斗争。宦官、外戚之争，就是反映的皇权和世家豪族两者间的斗争。宦官是皇权的代表，外戚代表世家豪族。 东汉的外戚多半出于世家豪族集团。章帝窦皇后和窦宪出自河西窦氏。更始时，窦融割据河西之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自任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后来天下大势已定，始归附刘秀，任大司空。明帝时，窦氏一家“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顺帝时，仍然“梁窦并贵，各有宾客”。（《后汉书·窦融传》）和帝邓皇后和邓骘出自光武时开国元勋邓禹，官大司徒。“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后汉书·邓禹传》）顺帝梁皇后和梁冀出自河西世家豪族梁统。梁统与窦融同时归顺光武。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真是豪门。 我们从上面所举几次宦官外戚斗争的例子也可以看出，这些斗争实质上是皇权和世家豪族的斗争。《后汉书·宦者列传·郑众传》载：“和帝初，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大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朝臣上下与外戚窦家结成一体，组织世家豪族集团，而宦官郑众却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宦官、外戚分野的性质是很清楚的，一是皇权的支持者，一是世家豪族的代表。世家豪族政治经济权力的发展，要求削弱皇权，削弱皇权对他们的干涉、限制。宦官是皇帝的家奴，有皇帝才有宦官，有皇权才有宦官权，宦官的立场就是皇帝的立场，宦官要求皇权对世家豪族特权的限制。 桓帝、灵帝时期，是宦官在和外戚斗争中占优势的时期。这时期的政治也更加腐败。桓帝既然得到单超、徐璜等宦官的帮助杀了梁冀，收回了皇帝的权力，当然要感激单超等五人，于是同日封侯，宦官在政治上的权力大为增长。《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就说：“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政治日趋黑暗。宦官五侯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同上）。中常侍侯览，家在山阳；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两人都在济北境内兴立田业。“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宦者列传·侯览传》）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同上）。凡反对宦官与宦官作对的大臣和地方官，不是被杀就是被投入牢狱。 桓帝死，皇后窦氏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立了个十二岁的小皇帝，即灵帝。以后父窦武为大将军、前太尉陈蕃为太傅共同辅政，录尚书事。陈蕃是东汉末年的名臣，声望很高。陈蕃、窦武欲诛除宦官，事机不密，反为宦官所杀。宦官在政治上更有地位，政治也更加腐败。宦宦张让、赵忠等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宦者列传·张让传》）黄巾军起义后，一个叫张钧的小官，上书给灵帝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同上）灵帝看了，大怒说：“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同上）灵帝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同上）皇帝对宦官称起爹妈来了。 桓、灵时期的宦官、外戚斗争，又增加了太学生反对宦官的新内容。他们反对宦官，主要是反对宦官弄权，造成政治上的黑暗，要求改革现状。他们得到了朝臣和外戚的支持。因此，官僚、外戚、太学生组成反宦官的联合战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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