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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学(法令）[者]，以更为师。"这就是焚书事件的来龙去脉。
李斯的理论就其前提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具有进化、变化的思想倾向。但其推论则是错误的。因为政治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思想意识的必然统一，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人们面对同一事物，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想法，这是极为正常的认识现象。而且，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思想的专制与独裁，并不是一个政权强大的正常表现，恰恰相反，它是这个政权极度虚弱和自我恐惧的必然流露。在李斯之前很久的时候，聪明的统治者即已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面对社会公众对政权的非议，只能疏导，而无法堵塞。很显然，李斯的理论不仅是将矛头直接对准了儒家学说与典籍，而且实在说来是中国统治学说史上的大倒退。 思想专制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或许有助于消除言人人殊的混乱现象，有助于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但其实际后果则势必加重思想异端的潜流与再生，使政权的权威严重下降，信用极度减低，合作者越来越少，离心者越来越多。因此，当政府一旦遇到风浪与挫折，这些原本可以与政府同舟共济的人则势必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促使政府的危机和崩溃。我们看到，在秦末混乱的政治局面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如郭沫若在《秦楚之间的儒者》中所分析的那样义无反顾地投奔"革命"，其根本原因也只在秦王朝试图统一意志的文化高压政策。儒者既然连正常的职业都被剥夺，那么还怎能指望他们与政府合作同舟共济呢?此点也诚如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所分析的那样，"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木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民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戌，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之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这便是秦文化高压政策所导致的政治后果。 至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与离心者日多的现象，在焚书事件发生之后也有明显的表现，并由此演化成坑儒事件。据《秦始皇本纪》记载，焚书之后不久，侯生、户生私下议论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而秦始皇乐以刑系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秦始皇不闻过而日骄，各级官吏慑伏谩欺以取容。按照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秦始皇一人，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得休息。其贪于权势如此，未可为之求仙药。于是侯生、户生乃远逃他乡。 侯生、卢生的不合作，应该引起统治者的警醒。然而当秦始皇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毫无反省之意，反而变本加厉，采取更为严厉的思想管制乃至人身摧残和人身毁灭的政策。秦始皇认为，侯生、卢生事件的发生，是他前此尽收天下之书不彻底的缘故。他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终]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以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语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下令将在咸阳诸主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以为如此天下便可太平。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坑儒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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