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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调查显示，教授、自由职业者、企业主可以通过三种体育运动加以区分。 教授的贵族禁欲主义在登山中找到了最典型的表达，既能支配自己的身体又能支配常人无法企及的一种自然，从而以最低的经济耗费赢得最大的卓越、距离、高度和精神升华。医生和经理们的健身享乐主义体现为开船出海、远足滑雪，它们既是最有声望的体育运动，又能脱离聚集的人群。而企业主则青睐能附加社会关系资本的高尔夫球，他们从高尔夫的贵族标签、广阔的专门场地、殷勤的球童那里获得归属感。 1979年，布尔迪厄发表洋洋洒洒的巨著《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他说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和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结果。该书以1963年和1967-1968年对1217个人进行的调查统计资料为基础，研究趣味判断如何成为社会区分的标志，社会等级又如何形塑趣味判断的等级。 布尔迪厄说，人的资本有三大形态：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可以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并可以容易地转换成其他资本。“社会资本”是以关系网络为核心的资源，拼祖上、拼爹、拼同学会、拼俱乐部、拼朋友圈，一言以蔽之“拼关系”；或者拼头衔、拼人品、拼履历、拼声望，简而言之“拼地位”。 “文化资本”又分成三种形式：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教养、风度技能等，它是一套培育而成的倾向，通过社会化而加以内化，附着在个人的身体上，可以通过积累而习得，但是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传承。比如房产可以遗赠给儿子，但是学识无法遗传。 口音、步态、趣味、着装、风度这些身体性文化资本，需要家庭教育才得以养成。如此一来，通过窄门终于上升到社会上层的底层孩子们，依然会有“格格不入”之感。 以身体语言来说，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世界的体验首先是羞怯”，他们感到受到一种外在目光的监督，从而对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语言感到不安和窘迫。而上层社会的孩子们通过耳濡目染、见多识广而养成一种“淡定”——难以言传的自信而自如的气质，因为身在高处而漠不关心来自下面的眼光，举手投足皆符合规范而又没有用力过度之感，简言之，“懂得如何让人伺候”。 客观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物质性的文化工具，比如藏书、文献、乐器、科学仪器；也包含商品性文化财富，比如印象派的绘画、老坑的翡翠、董桥手里的某本书的藏书票。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所以不难理解为何艺术品拍卖会一度挤满了腰包肥满的煤老板。 至于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必须经过制度的程序将资本标示出来，最典型的是文凭和资格证书。高悬于墙上的戴着奇怪四角帽的学位证书，有着“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合法化的价值”，与其说“知识改变命运”，不如说“毕业证改变命运”，它们是某些领域的入场券，最精英高校的毕业证含金量巨大，简直掷地有声。 通过制造稀缺性、增加其符号象征价值，文化的立法者试图拉开与下层的距离。普罗大众忙于生存，对这种有闲阶级的享受不以为意。最苦的是中间夹层，他们惟上层的马首是瞻，却又不能洞悉其中的秘密，在势利的“占位游戏”中捉襟见肘，筋疲力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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