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碑文化源远流长。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既已有之。《仪礼·聘礼》曰：“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东汉著名学者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 汉代开始了刻有文字的碑的兴起。我们的祖先以前保存书迹的途径一般都是通过龟甲兽骨、青铜器以及石料等载体来完成。龟甲兽骨年代久远，不易辨识，钟鼎彝器又非普通百姓所能拥有，而石头不仅随处可见，易于雕刻，还能保存久远。因此从古到今，先民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石刻文字，保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在书法艺术、考古学、文学、文字学、宗教等许多方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学术界把古代石刻分为刻石、碑碣、墓志、摩崖、造像、浮图、经幢、石阙、塔铭等多种类型。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刻石和摩崖是较早出现的石刻文字。刻石是石刻的一种形式，仅指形无定制、内容自由的那种较早的石刻文字，它和后来出现的具有一定形制的石刻有明显区别，是最早的碑版。如国家博物馆藏的秦琅琊刻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刻石之一，是秦刻石存字最多者。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巡游东地，登琅琊台时所立。刻石内容是对统一事业的赞颂，具有开国记功的意义。刻文据传为李斯所书，馆藏《琅琊刻石拓本》用笔劲秀圆健，结体严谨工稳，是秦代小篆的代表作，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琅琊刻石 碑刻到了北朝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在我国书法文化史上极富盛名的“北碑”，即是指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类碑刻。而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北碑，又多刻立于元魏时代，故人们往往又以“魏碑”称之。这一时期许多碑碣、墓志、摩崖石刻和造像记，都具有很高的书法、历史和文物等方面的价值。 [唐]独孤思敬墓志并盖 关于碑的使用，自碑产生以来，历代并无什么明确规定。碑的形状、高低、大小尺寸，题什么字，刻什么花纹，往往随各自所好和经济承担能力而定。到了唐代，对碑的使用形成了一定的等级规定。据《通典》卷一〇八和《唐会要》三八记载，唐时期对不同等级的人使用墓碑的规格做了详细的规定，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在碑碣的题字，碑各部的尺寸、形式、花纹图案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并将之纳入了法律条文。后世之碑基本上是对唐碑的沿袭，没有再发生什么重大变化。 墓志是一种埋幽之铭，是生者为纪念死者而随死者埋放入墓中的记述死者生平、颂扬死者功德的传记石刻，籍以流传久远，性质、功能与碑相近，只是形式与碑不同。其完整形式包括首题、志文及颂文三个部分。墓志的原始雏形刻铭墓砖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在西晋末年已经发育成熟，进入了具有完整形制的定型期。但是真正勃兴则是在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北朝墓志最为流行，尤其是魏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墓志的风气更是大盛。北朝墓志大多为方形或长方形，但也有少数为长方柱形、龟形、碑形，也有的上半部分为龛形，内刻佛像。志文一般为几百字、上千字，也有少数墓志字数较少。志文大多前冠题额，次记死者家事、生平，后加颂辞，多数为楷书，也有一些书体介于隶楷之间。同时，北魏还出现了一些加盖墓志，有的盖上刻死者官爵、姓名，代替了题额。这些墓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所刻书体真、行、篆、隶都有，甚至还有书刻草书的，书写精美，镌刻精工，由于埋在墓内免受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故而基本保存完好。北魏“元氏墓志”比较具有代表性，因孝文帝时期改“拓跋氏”为“元氏”而得名。由于元氏家族得天独厚的地位，使得其死者的墓志在选石、书丹、镌刻等方面都与众不同，其选石考究，书写恭谨，镌刻精到。如国家博物馆藏《元则墓志》《元羽墓志》《元宥墓志》等，在书法风格上主要表现为平正、温润、和谐、典雅、秀逸、美观，有一种皇家风范。 关于历史上最早出现刻帖的年代，一般认为在唐代已经产生，史料上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是可供考证的材料甚少。五代《保大帖》《升元帖》是传说中南唐所刻两部丛帖，尽管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足以说明五代已经出现了丛帖的刊刻，这些也为北宋刻帖的兴盛作了很好的铺垫。北宋王朝开始的刻帖之风，成为保留魏晋六朝以及唐宋书迹最重要的资料宝库，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的北宋官方刻帖一是《淳化阁帖》，一是《大观帖》。 在《阁帖》以前的刻帖，一是规模小（如《兰亭》），二是散佚无存（如《升元帖》），而像《淳化阁帖》这样摹勒古代法书拓印成册，作为人们学习和欣赏的范本，其规模巨大前所未有。自《淳化阁帖》问世，因拓本难得，民间羡慕者又多，人们就将原拓本翻刻行世，仍供不应求，就又将翻刻本再翻刻，至再至三，以至于拓本遍布天下。 《淳化阁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官修刻帖，亦称《阁帖》《淳化帖》等，始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命侍书王著将历代书法作品编次为十卷，第一至五卷为汉魏、两晋、南北朝及隋唐法书，第六至十卷为“二王”法书。《淳化阁帖》的汇刻无疑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尚无影印技术，仅依靠摹勒椎拓手段来复制法书的古代，给学书者提供了下真迹一等的范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以后的书法发展进程，帖学之兴衰、碑学之继起皆可溯源于《阁帖》之汇编。《淳化阁帖》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 宋大观（1107—1110）初，宋徽宗赵佶因宋太宗时所刻《淳化阁帖》年代已久，不能反复摹拓，又加之原帖标题多误，有的摹勒失真。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命蔡京主其事，龙大渊更定编次而重刻于太清楼下。因每卷之末皆有蔡京所题“大观三年正月一日奉圣旨摹勒上石”，因此称为《大观帖》。《大观帖》在《阁帖》每卷内容基本不变的基础上，调整了编次，按作者所处的时代顺序作了重新修订，纠正了《阁帖》里的一些错误，在雕刻工艺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鉴选、编排等方面也都在《阁帖》之上。如国家博物馆藏宋拓《大观帖》第七卷，摹刻精良，笔势飞动，神采射人，可谓下真迹一等。 宋代由《淳化阁帖》《大观帖》刊印而形成的重帖学轻碑刻之风，不仅影响了整个赵宋王朝，也对此后元、明、清各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刻帖习帖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中叶“碑学”复兴才有所改变，前后持续达数百年之久。
文 | 杨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