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县天嘉书院创建前后

中国的教育远在原始社会就已形成。学校的出现约在公元前17世纪以前的夏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不同名称的学校，可能担负着不同的教育任务。官学中的书院，最早起源于唐朝，兴盛于宋代。原意为藏书、校书之地。唐末至五代之际，逐渐演变为讲学、读书的场所。选址一般选山林名胜之地，创办者或为私人，或为官府。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时兴时衰，但作为读书人研读、讲学的实质一直未变。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元年（1736年），先后两次下旨嘉奖书院。当时的白鹿、石鼓、睢阳、岳麓书院，号称全国四大名院。此后，省、府、州、县城里，都设有书院。院内设山长（相当于校长），学生十至百人不等，由办学人或官府发给伙食费用。教学内容仍是“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每月进行考试，为科举做预备。此外，还考诗赋、古文、策论等。实际上，清朝后期的书院，已经是封建王朝培养统治人才的官方学校。
    礼县由于经济落后，置县迟（据史料记载，礼县宋代形成村庄，元代设“礼店府”，但未建“城”，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陕西都御史马文升奏请割秦州十九里置礼县），书院志书略有记载，私学实存，但无法考证。所以有文史记载且最早的教育场所为“礼县社学”（社为一种乡村组织，元代各县所属乡村，每50户为一社，每社置社学一所）。明清时除县学外，乡间设有社学，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令各府州县设立社学，“择明师而教”，民间幼童15岁以下者入学读书。清康熙九年（1670年），令各省设社学，“凡府州县每乡设社学，选择文艺通晓，行祖谨厚者充社师。”令近乡子弟12岁以上，20岁以下者入学肄业。清沿袭明制，县设置社学。礼县社学相传始建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由县知事孙雯镜出俸钱始修。此前至顺治元年，三十七年间社学情况无从考究。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春，县知事孙雯镜又将社学改为天嘉书院，这一年，是天嘉书院的首次命名和改建。

嗣后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邑令黄凯认为：“地势狭隘，膏火亦俭”，便择地改修，增加办学经费，易名“礼兴书院”。据清代礼县朱樒撰《礼县建礼兴书院记》中记载，“岁丙戊夏，南轩黄明府，以鄂诸名士，来给县符。甫下车，即以整伤学校为先。阅书院旧所，锹隘卑狭，毅然有更新志。于是捐廉倡率，另购基址，鸿工龙材，次第修举，不日告成。邑之绅士俞然兴诵曰:贤哉我侯，不愧言僵文翁之雅化矣’!匾日:‘礼兴’。夫礼者，邑之所以命名也，无以兴之，则人亦阀焉不讲矣。”

大清二百余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方官员和地方知名人士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教育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比如兴建书院、筹措经费、申请增考生名额等。嘉庆时邑令秦瑗创修文昌宫，同治时邑令肖良庆创建考院。天嘉书院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代一百四十三年，主讲书院的山长不少，地方志书中仅记有郭履泰、郭人杰、郭人灵、赵桂林等四人。礼兴书院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代七十九年，主讲山长达二十人之众。他们教学严谨，桃李全县，清代共培养出进士三人（焦志贤、李应紫、梁士选），举人十五人（清末占十一人），拔贡、恩贡、岁贡等三百四十三人。有的出任为官，有的教徒或从事其他职业，他们在诗文史哲以及书画音乐文艺等方面各有所成，为民国时期乃至后来礼县的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礼县知事穆腾额响应维新改革，将书院改名为“礼县高等小学堂”，废除科举，实行维新教育，设教习一人，学生正额三十名，时仅七年，清帝逊位，民国建立，兴起了新的教育。至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又改名为“第一区公立第一小学校”，习称大学堂，直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历时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