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官窑瓷器的仿古与创新

清朝前期，景德镇瓷器代表了国内乃至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随着国内外及宫廷对景德镇瓷器需求量的激增，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景德镇瓷业进入了制瓷历史高峰。仿古和创新品种层出不穷。康熙的创新品种有郎窑红、豇豆红、珐琅彩、粉彩、“青花五彩”等釉彩装饰品种，风格别开生面;雍正时期的官窑则以各种仿古高低温颜色釉见长，特别是仿宋代五大名窑釉色古朴典雅，朴素清逸;乾隆的制瓷工艺，精妙绝伦、鬼斧匠工，许多创新品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青花玲珑瓷、象生瓷雕、仿金银器、仿铜器、仿竹木、漆器等特种工艺瓷，惟妙惟肖。特别是乾隆时期创制的粉彩转心瓶和各色釉彩大瓶，工艺繁复、烧制耗时费工，真是巧夺天工。

一、康熙时期

清圣祖玄烨（年号康熙）在位61年(1662一1722年)。据文献记载，康熙十年景德镇曾奉旨烧造祭祀用器。但到了康熙十三年由于吴三桂的叛乱，景德镇窑业几乎完全停顿下来。直到康熙十九年左右，景德镇制瓷业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康熙官窑烧造的历史并不很长，这也是康熙官窑器的数量远不及乾隆官窑的原因之一。

从康熙朝起，御器厂的窑务不再和明朝一样由宫廷内臣管理，而是改由朝廷派员驻厂督烧或由地方官吏直接管辖。习惯上用每一个督窑官的姓氏来称谓其管辖时期内的官窑，康熙时的官窑中以臧窑和郎窑最为著名。

臧窑是从康熙十九年九月，清廷指令工部虞横司郎中臧应选等四人驻厂督烧供器开始，至康熙二十七年停烧为止。这段时期的官窑瓷器生产，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土坯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鳝血黄、青翠、黄斑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可见减窑以烧制单色釉的成就最大，创烧了许多新品种。臧窑的青花和五彩瓷，仿制明代宣德和成化的工艺，也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并不逊色于明代官窑瓷器。

郎窑是指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由当时的江西巡抚郎廷极管辖下的御窑厂。郎窑的最大成就是恢复烧成了从明代嘉靖三年起就已失传的高温红釉工艺。这就是著名的’‘郎窑红”瓷器，除郎红外，郎窑还烧出了豇豆红、郎窑绿等极为名贵的单色釉瓷器。郎窑青花和白釉瓷器也不逊色，青花瓷器多以成化官窑为摹本，而白釉瓷则仍以仿宣德器为主。这就正如清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所说的“仿古暗合，与真工无二，其摹成宣，釉水颜色，桔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别。”郎窑还开创了在素烧瓷上杂施黄、绿、紫等色釉的素三彩瓷器。

康熙官窑品种十分丰富。除藏窑、郎窑的创新品种外，康熙的青花瓷器还运用了分冰的新工艺，将青花料分成深浅不同的色调，用这种深浅不一的青料所绘制的山水图和花卉，人物纹等，具有远淡近浓，阴阳向背的立体感，恰以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被誉为“青花五彩”。即用青花料绘画出的有五彩瓷风格的画面。康熙晚期，皇室还从国外引进了一种专门用于在白色的瓷胎上绘彩的珐琅料，由宫廷画师绘出样本，造办处的工匠在景德镇御窑特制的瓷胎上绘珐琅彩，珐琅彩瓷十分著名，其色调比传统的五彩瓷柔和雅丽，令人爱不释手。珐琅彩料价格昂贵，一直由宫廷所垄断，所以产量极低。康熙珐琅彩器有红料或蓝料“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方框款，是极其名贵的瓷器品种之一。康熙朝官窑瓷器的大发展，为雍正、乾隆时期更大规模的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郎窑红

郎窑的最大成就还是恢复烧成了明代自嘉靖年间绝烧了近两个世纪的高温铜红釉。因是在郎廷极督窑期间烧成，所以称“郎窑红”。郎窑红是以氧化铜为呈色剂，用13000C以上的高温还原焰烧成。因为铜离子的化学性质不稳定，所以郎窑红对烧成气氛、温度要求很严格，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所以当时有民谚说:“若要穷，烧郎红。

康熙郎窑红的烧制成功，不仅由于工人的技术精良，窑炉的先进，而且和它的配方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古陶瓷科学工作者曾对明代祭红和清代郎窑红瓷器进行了物理性能和化学成分的测定。郎窑红的烧成温度高达13300C。其化学成分也与明代祭红极为接近，如下表:

在古代没有任何物理或化学测试手段，完全靠经验掌握的情况下，能达到这样近似的配方，是十分不容易的。

郎窑红主要是仿制宣德红釉中比较深沉的牛血红，亦有少量色阶稍浅的宝石红。郎窑红的特点是釉层清澈透亮，釉面除大片裂纹外，还有不规则的细小开片纹，俗称牛毛纹。釉汁浓厚，在高温下形成垂流，器物口沿露出胎土的粉白色、也有淡青或浅红色，称“脱口”。熔融的釉层垂流到器底，经特殊处理过的器足，阻挡了釉面的继续下淌，形成一圈深红色的聚釉，即流釉不过足。这就是所谓的“脱口垂足，郎不流”。康熙郎窑红的特征还体现在里釉和底釉上，里釉有米黄色(俗称“米汤釉”)、微青色(俗称“苹果青”)、白色三种，均开有纹片。郎窑红器足底釉有米黄色(图1)，苹果青色，均显露红色的斑晕，偶然也有红釉底和白釉底。

郎窑红的典型器有观音尊(图2),荸荠扁瓶、棒槌瓶、贯耳瓶、爆竹瓶、胆瓶、花觚、渣斗、炉、盒、水盂、高足碗、笠式碗、墩式碗、盘等，小件器多为各种文具。

2.  豇豆红

这是康熙年间创制的新的红釉品种。豇豆红的烧成比郎窑红难度更大，是颜色釉中最难烧成的品种，呈色千变万化，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所以名称也很多，如“美人醉”“桃花片”“娃娃脸”等。豇豆红的制作工艺也很复杂，它往往要在器表挂三层釉。最下一层是带氧化铜的熔点较高的釉，第二层是带还原剂的透明釉，最上层为熔点较低的铜红釉。当窑温升至1200℃左右时下层釉中的氧化铜析出，进入第二层釉中遇还原剂后呈现红色，如果温度继续升高，那么又会有部分铜离子进入面釉，遇到窑炉中氧化焰，就会重新被氧化而形成绿色苔点，这就是豇豆红隐现绿色苔点的原理。

图4 清康熙豇豆红釉瓷器

康熙豇豆红产量很低，仅是官窑少量烧制供皇室使用。与郎窑红不写底款相反，豇豆红器的底足内均以白釉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图3)。豇豆红无大器，最高者不过20厘米左右，目前所见器型共有8种(图4)，以文具居多，分别为镗罗洗、印合、太白尊、苹果尊以及少量小件陈设瓷柳叶瓶、菊瓣瓶、莱菔樽、蟠螭瓶(图5)等。过去古董界根据豇豆红发色的不同，将其釉色分成几等。最上者，釉色明快鲜艳，通体一色，洁净无瑕，称“大红袍”;其次者，釉色略浅，柔和悦目，釉面具有粉质感，往往带有深浅不一红色斑点，称“美人醉”;再次似老豇豆皮一般，红釉中带绿色或白色，所以叫“豇豆红”;釉色再浅，仿佛红釉上有一层白雾的称“娃娃面”;最差的是次品，釉色晦暗浑浊，名为“乳鼠皮”或“榆树皮”。还有釉面灰黑不匀，器下部呈黑釉焦色的“驴肝”“马肺”等都属于次品之列。按理说，官窑的次品是要就地销毁，不允许出窑的，可能是由于豇豆红实在是太难烧成的缘故吧，才使得少量次品流传下来。其实豇豆红中最难烧成，也最具特点的还应属于红釉中带有绿色苔点的一类，也有称之为“苹果绿”。清人曾用洪亮吉咏苹果诗句来描述它“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可说是恰如其分的。由于,豇豆红烧制难度大，又专限于宫廷使用，流传下来者极为稀少而珍贵，所以仿者甚众。今所能见到的多数为清末光绪及民国时期的仿品。现代景德镇和台湾仿古瓷业中也已能烧出带绿色苔点的豇豆红器。

3.  珐琅彩

珐琅彩创烧于康熙中期(康熙三十五年左右)，是借鉴了铜胎绘珐琅(即景泰蓝)工艺创制的瓷胎珐琅器。珐琅彩瓷中所用的珐琅料是从欧洲进口的，由于价格昂贵、数量极少，彩料一直为宫廷所垄断。因此珐琅彩瓷器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极为名贵的宫廷御用器。

康熙珐琅彩瓷是先在景德镇烧制素胎，器内施釉而外部则无釉，俗称“反瓷”，再由专人送至京城，由宫内造办处珐琅作瓷工根据如意馆中宫廷画师绘制的画移在瓷坯上，再入低温炉中烘烤而成。珐琅彩瓷虽创新于康熙，却盛行于雍正和乾隆时期。

康熙珐琅彩造型多为盘、壶、盒、碗、杯等小件器。专供宫廷中皇帝、嫔妃玩赏及祭祀活动的供器之用。其基本色彩有红、黄、绿、紫、蓝、白等色。所有珐琅彩均有色地，且绘画繁密。纹饰以缠枝牡丹(图6)、月季、莲花、菊花等花卉纹图案最为常见。康熙珐琅彩还首次引进了金红(胭脂红)。底款均为红色(图7)或蓝色(图8)的“康熙御制”珐琅料款。

珐琅彩发展到雍正时期，技术可谓更加成熟。由于雍正皇帝极喜淡雅的水墨山水画和花鸟，所以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除了继承康熙的各种色地满绘花卉外，还发明了白地珐琅彩山水，花鸟人物图盘、碗等。画工极细，纹饰疏朗清雅，胜似中国传统设色工笔画。所用白瓷胎一部分由景德镇运京，也有一部分为宫廷中旧藏的脱胎甜白瓷。绘画和烘烧均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内进行。绘画采用当时宫廷画院“如意馆”中的纸绢工笔画法。其花卉、鸟禽(图9)、山水、人物的勾、画、皴、染等均同于纸绢画。其中许多就是如意馆画家的手笔。绘画设色都极精巧，虽系工笔，仍然俏丽生动。画面多有题诗，诗句有四句、二句和单句。一般为行书，少见隶书。并有胭脂红或矶红引首朱印，句尾亦有红印落款。不愧是集诗、书、画、印和烧瓷工艺之大成的艺术珍品。在雍正彩瓷中属于白地珐琅彩的数量还不在少数。对此清宫造办处珐琅作档案中有许多详细记载。如在“造字3290号”档案中有:“雍正二年二月初四日怡亲王交填白托胎瓷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由此可见用脱胎白瓷烧珐琅十分不易，更显其价值之高。造办处档案还记载了雍正时期提供样本的如意馆画师和画珐琅工匠。如雍正六年，被指定画珐琅彩花样的为贺金昆(造字33号)，雍正十年提供画稿的唐岱(造字3349号)。至于画珐琅的人就更多了，主要有戴恒、汤振基、宋三吉、张琦、邝丽南、谭荣、周岳、吴士琦、邹文玉等。

4.粉彩

粉彩瓷器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了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创制的一种釉上彩新品种。康熙中期由于宫廷从西洋引进了珐琅料绘制瓷器，珐琅彩色调柔和淡雅，绘出的纹饰优美而具有层次和立体感，所以深受内廷喜爱。但由于珐琅料进口数量很少，珐琅彩瓷产品太少，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不久，聪明的工匠们又发明了能与珐琅彩相媲美的彩料—粉彩。粉彩的特点是在绘人物衣服或花卉的花朵时先用一种含铅粉的“玻璃白”打底，然后在这种具有粉质感的白底上绘各种彩绘。由于彩料许多为国外进口，又用芸香油调合(和珐琅彩一样，俗称“油彩”，而传统五彩用水作溶剂)，所以具有粉质感和立体感。经780--830℃的温度烧成以后，颜色凸于瓷器表面，呈色晶莹，粉润雅致。

康熙粉彩首先是从五彩瓷器花朵上的红彩开始的，尚处于初创阶段，多与五彩混合使用。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款粉彩花卉纹盘(图10)，除红花用胭脂红，白花用白粉外，其它彩料仍和五彩一样，用彩料平涂。康熙粉彩官窑少见大器。常有一些制作粗率，砂底无釉(类似康熙青花器)的香炉、灯盏、净水碗等，用简朴的画风和粗糙的色料，绘制云龙纹和花卉纹。直到雍正以后粉彩工艺才日臻精妙。

5.“青花五彩”

清初由于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文化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从而促进了制瓷业的高度发展，到康熙朝出现了经济全面繁荣的景象。瓷器的生产也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康熙朝的民窑青花就是其中的最典型的代表作。清人陈浏的《陶雅》称:“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雍为最。”又说:“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花之秧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康熙民窑青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色泽鲜艳、层次分明和题材多样。

康熙青花中的成功之作呈宝石蓝的色泽，极为鲜艳。蓝色透澈，晶莹明亮。康熙时期，景德镇制瓷工匠纯熟地掌握了珠明料的呈色技术，同时对胎釉原料精细陶炼和焙制、烧出了被誉为“翠毛蓝”的康熙青花。不仅如此，绘瓷工匠们还运用中国传统水墨画中“墨分五色”的原理，将青料分成浓淡不同的色调。用以绘制的青花山水图，远淡近浓(图11);花叶纹正面深，背向浅;具有丰富的层次和强烈的立体感。所以有“青花五彩”之誉。《陶冶图说》记录了清初描绘青花的分工情况，“画者学画不学染，染者学染不学画。所以一其手，不分其心也。画者，染者分类聚一室，以成划一之功。至如边线青箍，出施坯之手;识铭书记归落款之工;写生以有物为上，仿古以多见能精，此青花之异于五彩也。”(图12)

二、雍正窑

世宗胤祯(年号雍正)，在位13年(1723一1735年)。雍正朝政通人和，经济发达。官窑瓷器的生产也特别注重质量，不惜工本地追求精细和创新之作。雍正官窑仍然继承了康熙时期的传统，由督窑官管理窑务。其中最为著名就是从雍正四年(1726年)直到乾隆元年(1736年)由淮安板闸关税总监年希尧管理的“年窑”。《景德镇陶录》记载:年窑“选料奉造，极其精雅”。“琢器多卵色，圆器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锥暗花，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实基于此”。年窑的颜色釉丰富多彩，达一二十种之多，而且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其中以胭脂红釉最为著名，其胎骨极细薄，器内多施白釉，釉色清白，使红釉在其衬映下显现出纯美的粉红色。年窑的仿古瓷也很出色，如仿青瓷就超过了康熙窑。时人徐康《前尘梦影录》说:“年希尧为九江监督时，烧窑多仿尊悬古式，其色青，名雨过天青。”此外年窑的仿宣德青花器和仿成化的斗彩器，都工致极细。年窑还将康熙朝创制的珐琅彩，继承并加以发展，以各种色地构图，富丽清新，华贵不俗，成为一代极品。清人查俭堂《年窑墨注歌》称:“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不让汝定官哥均，何况永乐之坯宣德质”，充分肯定了年窑的巨大成就。这里“不让汝定官哥均”就是指雍正时期的年窑擅长仿烧宋代五大名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说，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清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由于柴窑至今未发现窑址，又无实物，因此通常将钧窑列入，与汝、官、哥、定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1.  仿汝釉

汝窑的烧造时期很短，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前后仅20年。所以北宋末南宋初，汝窑器已十分珍贵。景德镇在明宣德时首创仿汝釉。宣德仿汝釉与宋代汝釉相似，釉色有淡青和天蓝，釉质肥厚，匀净，开细小片纹;但胎体不够坚硬(类似浆胎)，釉面同样具有宣德时桔皮纹的普遍特征。

此后，直到清代雍正时期才又一次开始仿汝釉，其胎之精细远在宣德仿汝釉之上。胎体为灰中带红褐色，类似宋汝器的“香灰胎”。《陶成纪事碑》称:“仿铜骨鱼子纹汝釉，仿内发宋器色泽。”

雍正仿汝釉仅天蓝色一种，匀净浑一，开有细小纹片，与宋代汝窑釉的蟹爪纹略为相似，釉表面有桔皮皱纹，器底部露胎处可见泛灰黄色的火石红痕。雍正仿汝釉的造型除穿带瓶、弦纹瓶、渣斗等外，均为当时流行的款式。区别真汝器和仿汝器的关键在于:宋汝釉为失透状，釉面厚重稳定，有玉质感。仿汝釉则釉面透亮，清澈晶莹，无玉质感(图13)。

2.仿官釉

所谓“仿官釉”是指清代景德镇仿烧宋官窑瓷器的一种青釉。雍正开始的仿宋官窑釉十分成功。釉质莹润凝厚，色有粉青、天青、灰白、青灰;釉面或有冰裂纹片，其纹色或白，或呈铁色。因胎质为黑色，颇能显现出宋窑那种“紫口铁足”的效果。《陶成纪事碑》称:“仿铁骨大观釉，有月白、粉青、大绿等三种，俱仿内发宋器色泽。”

清代雍正仿官器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们与宋官窑器比较，有时竟能达到真伪难辨的程度。仿官釉虽然几乎乱真，但细细观察仍有一些可辨认的特征:釉面不如真官窑肥厚匀净，也无釉流淌后出现的器口釉薄、外底聚釉的现象。许多器物底部有青花篆书六字款，少数无款者为有意摹古。清代仿官器，以仿古铜器造型为主，如壶、瓶、樽、花囊、缸、罐、方洗、桃洗(图14)、砚、碗等。

3.仿哥釉

因哥窑器非常珍贵存世极少，所以从元代开始就有仿烧。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就说:“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躁，色亦不好。”明代仿哥釉始于宣德官窑，釉面光洁度不高，略有油腻感，也有桔皮纹，基本接近宋哥窑的釉面效果，宣德仿哥釉的釉色有淡青和灰白两种，开片纹路不是微微带黑，就是有些闪红，而且没有宋代哥窑典型特征中的“金丝铁线”和“紫口铁足”(金丝是大开片中套的细小金黄色开片，铁线为粗大的铁褐色裂纹;紫口，是哥窑烧造过程中釉面向下流淌后，口沿处的紫色胎色;铁足为器足部涂饰的紫金水)。宣德仿哥釉比较少见，器型亦单调。仅有鸡心碗、菊瓣碗等，日用器皿底部都用青花书年款。明成化时，仿哥釉制品最多，也最成功。

成化仿哥窑釉的特点，是釉质肥润，平整光亮，开片纹较规整，器口多施酱黄釉或酱黑釉，以摹仿紫口铁足的效果，釉色有粉青、月白、米黄等，造型多为小件器，如碗、盘、洗之类。以上海博物馆藏粉青釉斗笠碗最为成功。该碗釉质凝厚，并有酥油光(俗称“脑门油”，是宋代哥釉的典型特征之一)，无桔皮纹。如果不是器底圈足内有青花年款，很容易被当作真哥窑器。

清代仿哥釉，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要超过明代。《陶成纪事碑》里也有“仿铁骨哥釉，有米色、粉青二种，俱仿内旧器色泽。”《南窑笔记》记载:“今之做哥窑者，用女儿岭釉加椹子石末，间有可观。铁骨则加以粗料配其黑色。”

清代仿哥釉成绩最大的是雍正时的仿哥釉，釉色纹片皆佳(图15)。釉中气泡较少，底釉均匀，支钉痕细小而排列均匀。

4.  仿钧釉

禹州钧窑始烧于北宋，盛行于北宋晚期，金元时继续烧造。元代后，钧窑日渐衰落，至明初已不能烧钧红釉瓷器了。但值得庆幸的是，禹州烧制钧红釉的技艺被其它产瓷区继承了下来。明代江苏宜兴和广东佛山都有仿钧釉瓷器，称为“宜钧”和“广钧”。

景德镇自明初起也已开始烧制钧红釉瓷器。明郭子章《豫章大事记》中也有记载:“瓷器以宣窑为佳，中有窑变者极奇，非人为所致，人多毁藏不传。”

然而，到了清代窑变红釉瓷已经成为一种特色品种而专门生产。尤其是景德镇的窑变红釉，从一开始的只任其器物在窑中烧制，釉面自然流淌变幻，根本不知出窑后的呈色效果，到虽然任其釉面流动变化但已经能够人为地配制釉料，控制火候，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窑变的规律。

由于钧窑的制瓷成就惊人，令后世赞美不已，争相仿制。清雍正时，皇帝酷爱宋代五大名窑的瓷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有许多关于雍正时期宫廷催要仿钧瓷器的记载。著名督陶官唐英于雍正六年到景德镇御窑厂督陶。第二年，他就派厂署幕友吴尧圃赴河南禹县学习钧瓷釉料的配制方法，从此大量成功的仿钧瓷不断问世。

雍正仿钧鼓钉洗(图16)，是仿制北宋钧瓷的精品，器型比北宋钧窑鼓钉洗梢小，器型则大致相同，但于细微处也有变化，如仿品洗口沿外斜里直，不像真器口沿那样圆润。仿洗足外斜里直，不像真器足墙那样方正。仿洗通体满釉，但釉色比真器亮得多，有玻璃质的光泽，由于施釉方法与北宋不同，因此釉层较真器薄，不见有开片和垂流现象。口内紫釉和天青釉相间，其中钧紫釉被称为“火焰红”，青釉称为“火焰青”，两种釉不是互为晕散，互为过渡，而是截然分明，对比强烈，风格独特。总之，雍正仿钧鼓钉洗与真器相比十分逼真，这表现在器型基本相同，釉色也具有真器的一些特点，如钧紫、天青、月白釉的互相变化，器底深酱黄釉等。同时，雍正仿钧鼓钉洗又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5.仿定窑

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

清代康熙、雍正时期仿定釉尤其出色。《陶成纪事碑》称:“仿白定釉，止仿粉定一种，其土定未仿。”清雍正仿定釉花觚(图17)，造型仿商周青铜觚，釉色洁白，外壁印蕉叶纹。底刻“大清雍正年制”篆书暗款。

雍正仿宋代五大名窑有几个显着特征:

①由于基本掌握了五大名窑的釉色和釉质特征，所以是历代仿品中最接近宋代真品。

②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仿品均为只仿釉色，不仿器型，且以大型陈设器为主(宋代以小件日用瓷为主)。

③官窑仿品几乎都有“大清雍正年制”或“雍正年制”篆书青花和暗刻款。

三、乾隆窑

高宗弘历(年号乾隆)在位60年(1736一1795年)，官窑瓷生产在品种和数量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朝。其中，最具特色且空前绝后的器型当属有“瓷母”之称的各色釉彩大瓶和粉彩转心瓶。

1.  各色釉彩大瓶

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职到景德镇督办官窑30年，至1756年去世，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这件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各色釉彩大瓶(图18)就是唐窑的杰出代表。它是集当时瓷器各种施釉和彩绘技法于一体，反映着清代制瓷业高度成就的宫廷陈设瓷器。

瓶高86.4、口径24厘米。造型庄重大方，装饰富丽堂皇。器型为圆唇外侈呈钵形、直颈丰肩、腹部饱满、收胫、圈足外撇。颈部设有双夔龙形耳。最令人赞叹不已的是该瓶的装饰技法精湛。瓶体外侧装饰各种名贵的颜色釉和彩绘图案多达十几种。由于这些颜色釉和彩绘在窑炉中所需的温度和气氛各不相同，所以大瓶的烧造成功十分困难。它也是目前世界上所见装饰手法最多最精的瓷器，可谓集各种装饰手法之大成者:

口沿部为紫红地珐琅彩折枝花卉，其下是绿地珐琅彩。

颈部有三种装饰，上部仿汝窑米灰色釉，开鱼子纹;中间为白地青花缠枝花卉;下部饰带有不规则开片的绿釉;以上各层图案之间均描金彩一圈，不仅作为间隔，还具有色泽调谐的功能，使大瓶顿时变得金碧辉煌。肩部从上至下为钧红釉、斗彩花绘、印有皮球锦暗花纹的粉青釉。

腹部是主体图案，在祭蓝釉描金地子上描绘十二幅长方形的开光图案。其中六幅是写实画，有“三阳开泰”“吉庆有余”“丹凤朝阳”“太平有象”“庭园景’，“博古图”;另外六幅为粉彩花卉、仙草、灵芝和“万”“福”“如意”装饰图案。

胫部和圈足有仿哥釉、青花缠枝花卉、绿釉描金花瓣、描金回纹、仿官釉、酱釉描金花卉等。

自上而下各道色釉、彩绘都色彩艳丽，无一瑕疵，体现了乾隆时期制瓷工艺的卓越成就。该瓶以众多的画面配合多层次的颜色釉，搭配协调、繁密，给人以目不暇接、琳琅满目的艺术效果。

该瓶的主要特色，是仿古釉的集中代表。乾隆时期的仿汝釉多呈灰青色，有极细小的开裂，好似鱼子纹样。其胎、釉都极细腻，色泽淡雅柔和，比宋代汝窑器有过而无不及。而乾隆仿官窑成功之处在于失透的灰蓝色釉面上点缀着本色纹片，其中佳者与宋官窑器比较，竟能达到真伪莫辨的程度。哥窑器以金丝铁线而着称，明代成化年间已有少量仿制，但器型多属小件碗、盘、洗之类。乾隆时期的仿哥器，不仅器型较大，而且通体由大且深和小而浅的两种纹片交织而成，即所谓的金丝铁线纹。在这件各色釉大瓶上的仿古釉中，应属仿钧釉最不易掌握。众所周知，钧窑是以窑变釉而闻名于世。这种釉料因成分复杂而烧造温度与气氛也极难控制。在如此复杂的各色釉彩大瓶上能烧出这样鲜艳的窑变红釉，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各色釉彩大瓶的另一个特色是多处运用金彩。我国早在唐代就利用黄金来装饰陶瓷。如四川省曾出土用漆粘贴金箔的唐俑，宋代定窑有用金箔包口的瓷器。而描金则始于清代。其方法是将黄金磨碎，倒入瓷钵内，使之与水混合备用。使用时取其一部分，溶于适量的橡胶水里，然后掺入铅粉。黄金与铅粉的比例是10比1，再描绘于瓷釉表面，在700一850℃的温度下烘烤，金粉就能牢固的粘附于釉面上，最后用玛瑙棒、石英砂或稻谷磨擦使其发光。

由此可见，这件瓷瓶的烧制是经多道工序完成的。即由高温釉到低温釉，由釉下彩到釉上彩，按各种装饰方法所需的烧成温度由高到低来完成的。该瓶的烧制成功标志着中国瓷器的发展已进入历史高峰。

2.粉彩镂空转心瓶

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记载，“瓶之腹玲珑剔透，瓶内更有一瓶兼能转动，若是者，名曰‘转心’，乃内府珍赏殊品也。”转心瓶是清代乾隆官窑创造的新品种。由于工艺复杂，制作难度大，传世甚少。其工艺是在一个镂孔瓶内，套装一个可以转动的内瓶，上绘各种纹样。“转心瓶”瓶体由内瓶、外瓶、底座分别烧制组成。内瓶上部为外露的瓶口，瓶身似筒形，上有装饰绘画，有四季景物、山水人物、花鸟虫鱼等。转动内瓶时，通过外瓶的镂孔，可以看见不同的画面，犹如走马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天蓝釉粉彩开光转心瓶(图19)，高73、口径31、足径28厘米，瓶撇口，长颈，丰肩，肩以下渐敛，圈足外撇。颈部两侧各有一金彩蟠螭耳。此瓶由颈、腹、底座三部分组成，内外共三层，瓶颈、腹与胫底相连处由铜质铆钉加以固定，可以自由拆卸。腹部四圆形粉彩镂空开光，通过开光可窥见内瓶。瓶通体天蓝色釉为地，上绘青花蟠螭纹。底座为莲瓣状，每莲瓣上绘一折枝花。瓶底有青花“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瓶身天蓝釉与青花纹饰互相辉映，色彩鲜艳，华贵典雅。其结构精妙，镂雕精工体现了乾隆朝瓷器制作炉火纯青的最高水平。

转心瓶的制作难度很大，要把外瓶的底部制成鸡心状的钮，把内瓶的底心做成鸡心状的槽，钮和槽要绝对吻合。尤其是要考虑外瓶和内瓶的干燥率，以及掌握好烧成后的收缩率。稍不留意，造成钮和槽不吻合的话，将会前功尽弃。所以，制作转心瓶的代价十分大，往往是“百里挑一”。不过，“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都是供给宫廷的东西，取悦皇帝之用，自然是不计成本的。据乾隆十八年《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传旨……江西烧造门龙舟、灯触人旋转瓶一件……十九年初四日送到。”烧造一件转心瓶耗费半年多时间，难度之大由此可见。

转心瓶是用榫铆结构连接内瓶和外瓶，且内瓶是可以转动的观赏用瓶。由于转心瓶和转颈瓶的制作+分困难，嘉庆以后工艺失传，目前存世的乾隆转瓶极少。2010年11月，英国班布里奇(Bainbridges)拍卖行拍出清乾隆年间粉彩镂空“吉庆有余”转心瓶，以折合人民币5.5亿元的高价创下的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品拍卖纪录，是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中国艺术品交易的最高价格。

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官窑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和和艺术创造力，是悠久的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