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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礼、法： 中华文明的顺序 孟维 颛顼死后，侄子高辛即位，是为帝喾，时年三十岁，为五帝里的第三帝，上承黄帝、颛顼，下接尧、舜。帝喾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如果把五帝时期比作一个朝代，经过黄帝、颛顼的草创和励精图治，到帝喾时，已经是四海靖平，人民顺服的和平时期。帝喾的任务是治国，是发展生产，发展文化，带领人民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 帝喾用什么治国呢？ 怎么样走向更高级的文明呢？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记》里称颂帝喾“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顺天之义，知民之急。” 这是“大德”。“德”的本意为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需要去做事。治国，要按自然规律做事，做事要符合人民的意愿。 “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统治者本身要有高尚的品德。有仁德，才能有威望，修身正己，诚信于人民，人民才能服从归顺。 “抚教万民而利诲之。” 帝喾本身具有了高尚的品德，这不够，他需要“德化”他的人民，教育人民提升他们的品德。那个时代，文明初开，人民的品德和智力是逐渐增长的，及时教化治下的人民，也是优秀的统治者的一种“德”。 就像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靠什么传承？大一统的中国靠什么运转？《二十四史》告诉我们，靠的是“德”。 君有君德，民有民德， 社会用“德”这张网罩着，其表现形式是“礼”。 在我们现在的商业文明社会，法制、法治都是第一位的，它是保障社会运转的基础，它是罩着社会的网。 “中国农耕文明社会不是法治的社会，而是礼治的社会”。 笔者认为，这只是说了表象。事实上，古代中国社会说的“法”，大多是指“刑法”范畴里的法。而现代社会里的法，包括了“民法”、“公共法”。在古中国社会，这一部分通常是划入“礼”的范畴的。上到君臣纲常，下的乡俗村约，都是用“礼”约束。人越“礼”了，破坏了“礼”，也会受到“礼教”的处罚。古代县衙里的县官就经常处理判决一些民事官司。 当然是有区别的。现代社会的“民事法”是基于契约，古代中国社会里，判决民事官司是基于“礼”。而“礼”，就不仅仅限于一份冷冰冰的契约了，“礼”之上是“情”，“情”之上是“德”。所以，古中国社会，“德”是在首位的，而后有“礼”，而后有“法”。 德是化育，礼是秩序，法是惩罚。它们的顺序是：德，礼，法。统治者治国的顺序也是“倡德”，“尊礼”，“守法”。 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世界其他文明大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注重了以契约为基础的法的建立。 从根源上去找，就找到中华文明开创之初，黄帝、颛顼、帝喾都是德高之人，都以德服众，以德治国。治理到帝喾时期，就治理出一个太平盛世。 春秋时期，孔子编写历史著作《春秋》。后世就有了“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辞。乱臣贼子们惧“法”吗？不，他们惧“德”、惧“礼”，被认为是一个“失德”、“失礼”的人，他或者不会长久，或者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德、礼、法，从中华文明一开始，就是这个顺序。在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中，一直保持着这个顺序。笔者认为，不能以现代商业文明的眼光去看古代的农耕文明。德、礼、法使中华文明五千年有序传承，灿烂辉煌，一定是符合那个时代的文明的发展规律的，一定是最好的。 在世界文明的进化史上，出现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古文明，它们并不是把“德”、“德厚”、德化”作为首位的， 但它们都灰飞烟灭了，只有我中华文明永远存在。原因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笔者认为，把“德”放在首位，是中华文明成功的关键。 现代的商业文明社会，强调“法治”，当然没有错，但笔者还是认为，“德治”不能缺位，一但缺位，法治的成本就太高了。想想看，当社会上人人都拿着一把“法”的尺子去生活、去度量，而“德”和“礼”都退得很远，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是一个“法网恢恢”的社会。笔者很容易想到了“冷冰冰”这个词，还有一个词：“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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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RK588 > 《古国历史文明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