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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毕业季，我早早凭借一篇学术论文成功被梦想的大学提前招收，完成了从本科向硕士、由二流大学向国内顶尖学府的跨越。在继续修习的同时，通过同学介绍，我在杭州一家晚托机构成为了一名辅导老师。 这可以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份正式的职业。 在为学业苦苦奋斗十几年后，我终于可以暂时不再兢兢战战地为成绩和荣誉夙兴夜寐，得以暂时踏入社会人生，我的内心充满了憧憬和喜悦。 至于为什么是晚托辅导老师呢？首先，我的专业就业范围很窄，在这个阶段很难找到完全匹配的工作；其次，晚托老师上班和我平常上课时间是错开的，有很大的自由空间；最后，我真的很喜欢小孩子。 上班第一天 晚托地点在一个老小区居民楼一楼，门口也没有什么大招牌，不仔细找根本难以发现。我好不容易摸着了北，结果校区负责人郑老师打来电话，叫我直接到旁边的小学接学生下课。 原来，我们晚托班主要招收对象是在杭州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他们就读于附近的民办小学。爸爸妈妈们工作忙，加上自身学识低，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陪伴教育孩子，于是把孩子交付给晚托机构。 校门口前挤满了电动车、摩托车和来接孩子的家长。郑老师直接绕到一面披满了爬山虎藤子的墙边，有七八个一二年级的小孩子在那儿玩耍。一见到我和郑老师，最靠边的两个大孩子就向我们冲来。 郑老师向他们介绍我：“这是新来的王老师，你们要怎么说呀？” “王老师好——”孩子们睁着大大的眼睛，时不时地悄悄瞄着我。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和他们挥挥手，然后学着郑老师的样子牵起了一个小孩子的手。我们一前一后，照顾着他们朝“教室”走去。 半路上，有一个挂着小鼻涕、个子矮矮的女孩子轻轻地靠近我：“王老师，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我噗嗤一笑，点点头，把手伸向了她。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觉得老师是让人有点害怕又很想接近的人。 他们的手真小呀，又软又温暖。一路上跑跑闹闹，无忧无虑。 学生 因为是新手，所以郑老师把我分到一年级。 我的工作偏向“辅导”，而非“教学”，主要任务就是在放学后至八点半辅导孩子完成今天的学校作业。 教室又小又窄，长方形的教室左右各摆五张小桌子，一面小黑板，墙壁上贴了好多孩子们的卡通画作。 刚开始，我觉得环境有点儿脏乱差，但看见孩子们一进教室就自觉地拿出作业学习，还很有欣慰感。 可是这种欢喜很快就消失了。 因为这些学生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双音节的拼音和10以上的加减法，基本上都需要我单独一题一题讲解，遇上背课文这种大事基本上绝望。 孩子们一拼不出音节，就抓着铅笔头又啃又咬，一张试卷写了擦擦了写，破得不成样子。 我说：“老师上课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认真听呀？” 孩子们奶声奶气又委屈巴巴地说：“有——” 那怎么什么都不会呢？ 我一看收上来的作业登记本，每一个作业的附注都要求家长检查：背书要家长检查签字，试卷要订正签字，抄写要批改签字......我每次艰难地签下自己的名字，都觉得像在脸上划下了一小刀，痛心而且羞愧。 辅导的过程十分艰辛，但在我耐心即将耗尽的时候，下课铃声总能适时响起，我简直爱死这休息的十分钟了。 我们晚托班的孩子都是农民工的子弟，说好听些，是朴实无华，但和城市里的孩子们相比，确实略寒酸可怜。 一件厚外套穿一星期是很平常的事情；大冬天里脸上总是有红红的皴裂痕迹；小手总是脏脏的，洗也洗不掉；女孩子都是马尾辫，男孩子的头发也要很久才理一次；铅笔盒里的笔七零八落；彩色笔永远凑不齐完整的色号；找不到一本完好的本子...... 有时候我会对他们有小小的心疼，但他们却总是快乐和天真，甚至把我折服。大概孩子的世界里很少有贫富的悲喜，也不应该有高低的比较吧。 比如他们会教我说爸爸妈妈教会他们的家乡话，会偷偷留一颗糖给我，最喜欢告诉我同伴的糗事，然后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总而言之，只要不写作业，他们就是最快乐的。 当然，最快乐的还是晚上八点半爸爸妈妈来接他们的时候，而这也是我一天中最百感交集的时刻。 这些父母，有厨师、建筑工人、保姆、超市收银员......也有清洁工奶奶、门卫爷爷......一天的工作结束，有些人还来不及换下工作服，就裹挟着一身的职业气息来接回自己的孩子。 这个时候，我总有一种很崇高的使命感，这些爸爸妈妈，他们把自己最心爱的宝贝托付给了我，我被信任并被感激。 是的，几乎每一个家长都对我微笑相对，来的时候默默站在门外不敢进来，像一个生怕犯错的孩子，在摩托车“噗噗噗”的启动声中，还和小孩子一起和我挥手告别，实在太可爱了。 同事 我们这个校区一共有四个老师。我负责一年级，三四年级都交给郑老师，另外两个老师分别负责五年级和六年级，二年级的学生比较少，直接并到另一个校区了。 我的脾气好，又舍不得批评孩子，就导致班里的纪律很差，孩子们有问题就直接嚷嚷，还经常交头接耳大声讲话。 有一回场面正混乱的时候，郑老师“嘭”地一声推门而入，扯起一个平时最皮的孩子走到墙角说：“你就在这儿站着写吧。” 又把一个平时动作慢吞吞戴眼镜的小男孩拉到讲台：“让王老师监督你动作快一点儿，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下去。” 孩子们都怕她，我也有些怵她。有一次晚上下班，看见她不耐烦地给一个孩子加班辅导数学，最后直接用手机扫出答案让她抄。 所以等她走后，我让被罚站的孩子坐我腿上，然后给他们讲题目。 一般下午去接孩子，我会随手买上一些水果和零食作为奖励。但有一回我去买草莓，遇上了郑老师，没想到她也买了几斤草莓：“只有你们班有，那不要馋死其他人了！”她气呼呼地说。 那一天，每一个孩子都吃到了又红又甜的草莓，大家都很开心。 后来，我偶然一次来到所谓的“员工宿舍”——五楼的一间小套房，二室一卫一厨，却挤了两个校区7个老师。楼道没有灯，没电梯，水泥地，木窗户，连个衣柜和鞋架都没有，地上全是行李箱和鞋盒子，厨房里摆了好几个装着牙杯牙刷的脸盆。 有一个同事指着一张堆满杂物的上铺床说，那个位置本来是留给我的。我的冷汗瞬间下来了。 不要以为城市里只有光鲜美好，哪一盏霓虹灯下没几个孤单落寞的背影？哪一首情歌没几个失恋的人儿吟唱？哪一件奢侈品的背后没几滴困苦的汗水？ 再见，老师姐姐 一两个月过后，也就逐渐习惯了这份工作，工作时间下午三点打卡，晚上八点半下班，折腾回寝室也近10点钟了。 在杭州，类似我们这样的晚托机构，不计其数，只不过层次有高有低。我工作的这个晚托班，应该算是最底层的吧。 学费一学期一千八，包晚餐。最常吃到的晚餐菜式一个鸡腿三个豆泡。 能花这两千块钱的家长大致分两类：一种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课后教育但又付不起高昂培训费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另一种就是只顾赚钱直接把孩子扔给我们的。 真是奇妙啊，两种对待孩子教育态度截然不同的家长，却把孩子送到了同一个地方。 而我们呢，包括郑老师，都是非专业的教师。其他的同事也无外是兼职的大学生，或者把在这工作当做过渡阶段的毕业生。但这种如今已经烂大街的大学生身份，在那些外来务工人员身上，却依旧如火焰般明亮耀眼。 这门工作无需什么专业素养，也没什么严格要求，“老师”不像老师，“家长”不像家长，是这个忙碌繁华、竞争残酷的社会的特殊产物。 但我常常在想，很多年以后，这些孩子都长大了，回忆起儿时走过的路，遇见的人，会把我们也当做照亮他们童年的光、打开他们视野的窗吗？ 我们，可以一样被尊为孩子理想的领路人、学生成长的指明灯吗？ 记得有一天晚上下课道别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害羞地贴在我耳边说：“王老师，你很像我的姐姐，嘻嘻。” 旁边的小朋友也跟着他古灵精怪地大喊：“老师姐姐老师姐姐。” 我一边帮着他们收拾书包一边心满意足地笑着，那个时候我还多么年轻啊！ 同时那一晚，我收到了导师复课的电话，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讲，从此匆匆离去。我在电话里急急忙忙地道歉。 此后几年，从硕士到博士，我无数次想再回去看一看，也曾无数次想象第二天孩子们看不见我的情形，怎么想都不对，怎么想都想不出那难过的场景。 只有雪白的墙壁，棕色的爬山虎藤，一群吱吱喳喳、欢蹦乱跳、雏燕一般海泽的背影，五颜六色的书包、又重又大，令人怜爱令人心疼。 我忽然明白，世界上最难打破的，不是时光，不是空间，而是社会领域的隔阂。 — END — 作者介绍：桥中，历史学在读扫地僧，深沉中有点儿幽默，严肃里带点儿可爱的女汉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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