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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与《易经》没有太多的关系，科学的出现本身与群体性思维惯性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影响。 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外因，对于某个局部区域的人类群体来说，群体性的认知突变其实和基因突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都是来自外因。所谓的“自然选择”也是一样的道理。 实际上，内因看，新的认知和新的基因时时刻刻的都在出现，但有很多并没有形成足够多的“个体”，也就没有形成新的物种，关键的原因就是没有新的大环境取适应它去形成足够多的个体，形成新的物种。 不仅仅是基因信息，就连人的认知，也时时刻刻都会有新的产生。春秋战国以前的殷商和西周，早就有“儒”的存在，儒的思想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包括老子的思想也是一样。这是2000多年前的认知。400多年前欧洲诞生了近现代科学，同样的，这种新的认知模式其实也早就有了，柏拉图时代就早已经出现将经验认知通过意识工具化处理，但没有大规模模式化，大规模模式化的起始节点可以认为就是伽利略，他发明了望远镜来观测星空，人类感应信息的能力出现了一个“突变”，即借助工具，另外意识工具化的手段到了牛顿这里，微积分的发明也突然的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才有了科学模式的后来的大规模出现。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就是，科学，可以理解为一种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是：首先需要将感应信息做群体性共识提炼，然后通过已经经过检验的意识工具化做加工处理，最后将意识工具化处理后的“抽象的结构化信息”与感应信息做对应，或者说做经验上的检验。整个流程需要完成一个“ 闭环”，没有闭环的理论，都不是可靠的认知，按照这个标准，以往很多学说、理论可能都不是闭环的，都不是可靠的。 所以说，中国没有出现近现代科学，根本与《易经》没有太多关系，真正引发认知突变的是外部的原因，是能够决定让更多“新的个体”复制传播的原因。在地球出现周期性突变的时候，作为一个一体化大帝国，很难出现能够让更多“新的个体”复制传播的可能性。这可以和基因突变与自然选择类比，本质是一样的。认知也可以说就是基因信息的升级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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