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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愈“人性论”不仅是“道统”观念的核心部分，且对宋儒朱熹的人性论有很大启示。韩愈认为“仁、义、礼、智、信”是人与生俱生的，此“五德”之性被朱熹引申为“天命之性”；韩愈用“性三品”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恶，“性三品”后被朱熹发挥成“气质之性”；另外韩愈的“情三品”对应于“性三品”，但这种对应只是形式上对应，且韩愈论“情”未触及性情的内在关系，朱熹在其基础上则发挥为“性体情用”。 中国论文网 http://www./8/view-10085104.htm 关键词 性三品 天命之性 情三品 气质之性 中图分类号：G24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x.2017.09.074 Han Yu's View of Human Nature and Its Inspiration to Zhu X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XIAO Yang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Han Yu’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not only the core part of "orthodoxy" concept， and the song of Zhu Xi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s of great enlightenment. Han Yu believes that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nd faith" is born with the students， the "Five moralities" of Zhu Xi was extended to "nature"； Han Yu uses "three natures" to explain the reality of evil， "three natures" play "the temperament of in addition to Han Yu's" love "； three emotions" 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natures"， but this is only the form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and Han Yu's theory of "emotion" untouched nature， Zhu Xi played as "emotions and nature". Keywords three natures； nature； three motions； temperament 为对抗佛老，韩愈提出了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性三品”观，宋明时期主流的人性观是“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理学家们多认为此人性观是直接继承、发挥的孟荀人性论。笔者在研读韩愈《原性》篇时，发觉其中有理学家“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影子，故作此文。 1 韩愈“五德”之性与朱熹“天命之性” 中唐时期佛道盛行，为排佛辟老，韩愈建立了一个以“仁义礼智信”为内容的“性三品”观，其主要体现于《原性》篇：“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视其品。”①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可以看出韩愈所说的人性是与生俱来的；“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是“其所以为性者五”，即性之内容。显然韩愈人性论是一种先天道德理性。韩愈这种天赋之性其实就是后来朱熹所说的“天命之性”，朱熹于《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作注曰：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德之常，所谓性也。② 在朱熹哲学中“理”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本体，“气”构成人物的形质，在人、物的形质形成时，“理”亦随气赋予人、物的形质上，而唤作“性”，所以“性即理”也。曰：“盖所谓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也。”③即：一切生物都因“天理”才得以生，“性”就是这个天地生物之理，简言之：“言性之所以名，乃天之所赋。”④韩愈的“性”是“与生俱生”，朱熹的“性”是天之所赋，�扇怂�说的“性”都具有先天性。 韩愈“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固然是纯善的；朱熹说：“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这个理在天地间时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来，方始名曰性。”⑤这里“继之者善也”，指天地间流行的天理；“成之者性”指天理赋予个体的人物身上的所成之性，天理是善的，那么性也是善的。 韩愈把性的内容归结为“仁义礼智信”，这一点被朱熹称赞和继承。朱熹曾说：“韩文《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见得他好处。如言‘所以为性者五：曰‘仁、义、理、智、信’，此语甚实。”⑥又：“性与天道‘譬如一条长连底物事，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者为性，乾之元亨利贞，天道也，人得之则为仁义礼智之性”⑦朱熹认为“元亨利贞”的天理落于人身上就是“仁义礼智信”之性。 韩愈五德之性是以“仁”为首，他说的“主于一”、“一不少有”、“反于一”，其中“一”就是“仁”。朱熹在《仁说》说：“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故人之为心其德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⑧朱子用仁统括了义礼智，与韩愈把仁看作“五德”核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就两人论性的先天性、性的特质、性质内容等方面来看，朱熹的“天命之性”显然是受韩愈“与生俱生”之性的启发。两人论性的区别是韩愈论性善只是说与生俱来，未说性之所以善，而朱熹指明了性的来源――“天理”，不仅为“人性善’确立了最高本体，同时也为整个儒家创建了形上本体。 2 韩愈“性三品”与朱熹“气质之性” 韩愈认为孟荀扬三人的人性论是“得其一失其二”，他试图用“性三品”理论来弥补三人的缺失。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韩愈认为上品人性五德具备，即“仁”为主，兼备四德，是纯善的；中品人性，“仁”稍微不足，其余四德也不明朗，但可教化和引导；而下品人性既不具备仁，也不具备四德，是纯恶的。 “性三品”后被朱熹进一步发挥成“气质之性”。朱熹说：“‘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但以某观人之性，岂独三品，须有百千万品。退之所论，缺少了一‘气’字。”⑨朱熹认为就人之性来说，不独有韩愈的性三品，应是百千万品，韩愈论性关键是少了一个“气”字，可见朱熹认为韩愈“性三品”说得就是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是就天理坠入气质之中来讲的，说“性”其实已经夹杂着气质来讲了 ，所以“气质之性”也可简称为“性”。对此《语类》说：“须是个气质，方说得个性字……所谓天命之谓者，是就人身中指出这个是天命之性，不杂气禀而言尔。若才说性时，则便是夹气禀而言。”⑩朱熹进一步说：“细别之，则智乃清之清，贤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浊，不肖乃正之偏。”即人与人之间所禀之气也有清浊、偏正、厚薄之分，人若禀得清气、正气，“天理”便能很好地透显出来，性故为善；若禀得浊气、偏气，“天理”被其障蔽、扭曲，性就是恶。 显然韩愈所说的“上品之性”就是禀气清、气正者的人性，故是善；“中品之性”即所禀之气有些浑、有些偏，“天理”被障蔽了一部分，但也能透显出一部分，故有善有恶；“下品之性”即人所禀之气比较浑浊、比较偏，“天理”基本被障蔽，故是恶。现实的人性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性三品，但无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多么大，其都是源于所禀之气厚薄、清浊的不同。因此朱熹的“气质之性”正是受到韩愈“性三品”的启示，且比其更加完备。 3 韩愈“情三品”与朱熹的“性体情用” 在“性三品”的基础上，韩愈进一步提出了“情三品”说：“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韩愈的“情三品”是相对于其“性三品”而提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为情的内容。韩愈认为上品之情是“动而处其中”，即七情发而中节，不偏不倚；儒家对情向来要求其“发而中节”《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只有情“发而中节”才能尽显人性之善，才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品之情有时过度，有时不及，但其仍希望达到“中和”；下品之情是泛滥情感、恣意而行，完全不符合道德。 可见韩愈人性论是性三品与情三品一一对应的关系，韩愈所论之情是就“物”来说，有“物生情”之嫌。情的发出自然离不开“物”，“物”起到一种牵引作用，但“物”直接触动的“性”，称之为“感”，然后再由“性之感”发出“情”，可称之为“应”，整个过程是：物―性（感）―情（应）的过程。而韩愈并未就性上论情，所以韩愈性情的关系只是外在形式上统一。 后来朱熹在韩愈性情统一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性情关系：“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理、智，性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孟子集注》“有物”指性，“绪见于外”指情之流露，是说可以由情见性。或曰：“盖四端之未发。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所以外面才感，中间便应，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如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这里“仁之理”即“仁性”，“恻隐之心”是“恻隐之情”，“礼之理”即“礼之性”，“恭敬之心”是“恭敬之情”，只有“性”有所感才能发出情，即性是心里活动的内在本质，情是内在本质的显现，即性体情用。 4 结语 韩愈的“性三品”人性论，无论是“上品”还是“中品”抑或“下品”，其或多或少都存有“五德”天性，“三品”的区别主要是所禀“五德”量上的差别，因此先天“五德”之性与现实“三品”人性可说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宋明理学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关系。韩愈就“性三品”的理论形式来阐述“情三品”，但韩愈论情是单就“物”来说，并未就“性”上分析情的产生。后来朱熹在韩愈性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性阐述情的来源，从而揭示了性情之间“性体情用”的内在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韩愈的人性论对理学家人性论的启示，或说朱熹“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在韩愈人性论中的理论雏形。 注释 ① 韩愈.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22. ② 中庸章句.第一章. ③ 答李伯谏.文集.卷四十三. ④ 杂学辨.张无垢中庸说.文集.卷七十二. ⑤ 语类.卷五.陈淳录. ⑥ 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⑦ 语类.卷二十八. ⑧ 语类.卷九十五. ⑨ 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⑩ 语类.卷九十五. 朱文公集.六十二.答李晦叔七. 朱文公集.卷五十八. 参考文献 [1] （宋）.黎靖德，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6. [2] （宋）朱熹撰.朱文公集[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集部，1980. [3]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0.12. [4] �畈�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12. [5] （宋）程颐，程颢，王孝鱼点校.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2. [6]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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