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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成昌
吕型伟（1918-2012），著名教育思想家、教育改革家。原上海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上海市教育学会原名誉会长。代表作《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上海普通教育史》（主编）等。
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思想家、教育改革家，吕型伟从教70多年，差不多见证了中国整个20世纪的教育活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曾经被当作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
吕型伟8岁入小学，11岁考取浙江新昌中学。他从小就喜欢广泛阅读。读中学时，校长见他这么喜欢看书学习，就干脆把学校图书馆交给他管理。吕型伟如鱼得水，全身心地从中汲取知识。可以说，整个中学阶段，吕型伟就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他17岁初中毕业，就只身来到东茗乡白岩村的大山沟里，准备教山村孩子读书。他挨家挨户宣传动员，最终居然招到81个学生，借一座破庙当校舍，创办起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学校——白岩小学，其中学生最小的6岁，最大的18岁——比他还大。他既当教师又当校长，因为学校就是他一人创办的。他既教语文、算术，也教音乐、体育，成为“全科”教师；学生吃喝拉撒睡，他都要管，又成为“生活”教师。
1937年，吕型伟考上杭州师范学校公费生，后又考取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上海，在地下党开办的省吾中学教书，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他奉命与教育家段力佩一起接管市东中学。当时，全市有26所公立学校，其中市东中学的政治情况最为复杂。校长姜梦麟是国民党上海三青团的头面人物。后来姜梦麟虽然投降，但国民党不少骨干分子依然隐藏在师生队伍中，伺机作乱。段力佩、吕型伟正式上任，接管大会开得很顺利。
20世纪50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吕型伟没日没夜地搞教育抓教学，亲自上示范课。当时因为学校容量有限，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孩子上学，他费尽心思创造了一种“三班两教室”的办学模式，即用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的学生；每个学生一周有两个全天上课，另有4天半天上课半天活动。这样既能用足校舍，又能保证教学质量。结果，这一做法迅速在全市推广，全市在不增加校舍的情况下，多招收了近1/3的学生。吕型伟在市东中学当了7年校长，使这所学校成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之后，他又不断进行经验总结，理论探索，写了大量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文章。他自小喜欢研究蚂蚁，从事教育工作后自然将人的特性与蚂蚁对比。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对象就是自称万物之灵但又未摆脱动物共性的人；人类妄自尊大，不愿意把自己同小动物混为一谈，往往使教育步入歧途；如果客观理智地认识我们的儿童，其实教育效果更实际更有效。
吕型伟是一位思想深刻的教育改革家，其独特的办学实践对上海乃至全国中小学的办学理念和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他立足本土，探索出新的办学方式，设计了面向未来的理想学校，开展了多样化、大规模的办学实验，包括女子中学实验、农村学校实验、十年一贯制学校实验、普通教育整体改革实验、中小学教育现代化实验等。所有这一切，他都从人类关怀出发，将实践情怀作为自己的动力，让一批批孩子成人、成才。
中国的基础教育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吕型伟生活在大上海，却经常把目光聚焦于广大中西部和农村教育。离休后，他几乎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曾有一次，吕型伟在云南原始森林地区看到一群孩子就在一棵大树下上课，树上挂块黑板就算是“教室”。他当即眼泪都流下来了，说：“有个棚子也好啊！”还有一次，他在上海南汇区看到一所“希望小学”的牌子。到里面一瞧，震惊了：这里的学生都是农民工子弟，租了一间破旧民房当教室，门外升起一面国旗就算学校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上海这样发达的都市还有如此简陋的学校！回来后，他就给中央写了一份内参，呼吁要关心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直到晚年吕型伟还一直活跃在中国基础教育阵地上，不断思考着中国基础教育的未来。临近90岁高龄的时候，有记者问他：回顾70多年的从教生涯，您如何看待教师这个职业？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遗憾？吕型伟笑容满面，如此道来：回顾这一生，最值得回忆、最令人难忘、也最有意义的是当教师和校长的时候，因为当教师和校长，可以贴近学生，能够更多地了解他们，感受他们成长的律动。最大的遗憾就是过早离开校长的岗位。如果一直在校长的岗位上，我对教育的思考就能更深入些。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似乎都不是教育官员，也不单纯是教育学者，而是一线的校长或教育实践者。
（作者单位系安徽无为县襄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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