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7月2日是我的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他1918年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一个乡医家庭，祖父是清朝最后一届秀才，然而他在小儿子出生才一年多便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交待妻子家里再穷也一定要让孩子读书，否则宁可绝种。众所周知，新昌隶属的绍兴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加之其母的重视，父亲在学习中很早便显示出过人的聪慧，把祖父留下的一阁楼藏书读了个遍，书籍解开了他的许多童年问号，在书籍的海洋中他认识了外面的世界。小学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录取。除了从老师那里获取知识以外，博览群书始终是他的爱好。他是图书馆的常客，管理员为之感动，给他借书不限量、出入书库的特权。他的知识积累就是在图书馆中泡出来的。1935年，父亲17岁初中毕业，在陶行知的“教育救国论”的影响下，到附近白岩村白手起家办学当校长，一年后小荷才露尖尖角，为了更好地投身教育事业，他相继考入了杭州师范学校及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深造，父亲曾获得全国作文比赛的第二名，还勇敢挑战了地理界的权威，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学霸。1946年，父亲大学毕业，到陈鹤琴任校长的上海省吾中学任教。这是一所地下党举办的私立学校，在学校民主进步的气氛感染下，父亲逐步投身到进步事业之中，参与创办了进步期刊《中学时代》，直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地下党的工作。在上海解放的第三天，父亲被军管会派去接管缉槼中学（现在的市东中学），经过艰巨的工作，将国民党势力很强的学校改造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学校。1950年，父亲被陈毅市长任命为校长，从此在教育界干了一辈子。 父亲有着扎实的业务功底，在市东中学校长任期内，他凭借着正确的教育理念，组建起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还为其他单位输送了一批优秀骨干。他创设了“三班两教室”的办学模式，以30个教室招收45个班级的学生，让更多劳动人民子女上学读书。他还创办了上海最早的校办工厂，提出了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并重的思想。与此同时他还进行了课程教材与教法的改革。父亲在市东中学7年期间，使该校的知名度得以极大地提升，当时苏联教育代表团及其他省市文教书记都曾参观考察了市东，并对课程设置赞叹不已。1956年，父亲担任上海市教育局的教研室主任，面对全市的中小幼及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他一是将市东的成功经验搬上更大的舞台。例如，他依然花大力气培养年轻教师，发现并树立了于漪、袁瑢、毛蓓蕾、倪谷音等一批好教师。二是建立起各种研究组织，通过研究会开展工作。还坚持实事求是，面对不断的政治运动，他始终将教学放在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位置。面对青少年犯罪比例增高的突出问题，父亲提出多办学校、少办监狱的观点。在他的大力建议下，上海继北京之后成为全国率先创办工读学校的城市。那时，父亲还是市委、市政府的主要笔杆子之一，是当时“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幼儿园三十条”的主要起草者。1964年，父亲调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亲力亲为参与了南京师院附中、上海育才中学等普教系统教改。可惜“文革”结束了他的研究员生涯，被上海造反派“揪回”上海，关进“牛棚”，后又去农场的干校劳动直至平反。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工作更加勤勉了，他要把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这期间他的政绩有目共睹，例如：恢复举办百年老校上海中学；改革教育结构，探索职业教育；复办女子中学；推行农村教育改革，率先提出农（业）科（技）教（育）统筹，普（教）职（教）结合的口号，并加以实施；提出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担任教育局顾问时为上海争取到了高考的自主权。总之，父亲为上海普教取得的重大成就贡献了他的智慧与汗水。这一时期的上海普教界几乎所有重大改革与发展都凝聚着他的思想与理论，同时也为上海今后的重大发展铺垫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德高望重的专家与领导。更难能可贵的是，1986年离休后的他并没有停止对教育事业的探索和奋斗。他长期担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主持编撰教育丛书工作，担任了“八五”“九五”“十五”国家级重点课题“21世纪中小学教育模式的研究与实验”课题总负责人，到课题组内的16个省区65所学校讲学、开题、结题。为了事业，年事已高的父亲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自称是“云游和尚”，到处劝人信“教”（教育），即奉劝圈外人士相信教育、支持教育、投资教育，奉劝教育界内的人士支持教育改革。一位耄耋老人常年超负荷的工作，远比我们年轻人更为忙碌，俨然是退而不休。他乐此不疲地在家接待课题组成员、修改文章、接听电话或者奋笔疾书。他是少有的在八九十高龄仍然握有课题和经费的人员。他撰写了《为了未来——我的教育观》 《吕型伟从教七十年散记》等著作，主编了《中华美德五千年》《世界美德五千年》《上海普通教育史》《上海教育丛书》《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丛书》。显然，父亲完全是把教育视为自己终身而责无旁贷的职责。鉴于他对上海和全国普教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他先后被授予了宋庆龄樟树奖、中国第二届内藤国际育儿奖，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为“亚太地区普教专家”称号（至今全国只有两位获此殊荣）。并且在民间被人们尊称为中国普教界的“活化石”，拥有“一代名师”之称，是人们眼中的国宝级人物。在他弥留之际还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时任市委副书记到病榻前祝贺时，已经不能言语的父亲表现出相当的激动，因为这是组织上对他一生付出的最大的褒奖。 父亲任职期间虽然权高位重，但是从不摆架子，午饭后的休息时间跑科处，以随时获取一线的信息。他作的报告生动形象、与时俱进，因为他订阅了大量报纸杂志，翻阅的是新出版的书籍，掌握了大量最新信息，因此他的报告总能圈起大批粉丝。父亲不仅在工作圈内是一位非常有亲和力的智者仁人，在家族内同样极具人格魅力，他关心每一位成员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分析得理，指导有方，他的第二代中绝大多数人继承了他的事业，努力耕耘在教育岗位上。第三代们是在他离休前后出生的，更是成了他教育实验的“自留地”，在他悉心指导下得以茁壮成长。父亲虽然少小离家外出发展了，但是依然对母校和故乡充满深情厚意，关心支持家乡的发展。小到救灾捐款，大到对家乡办工业、办学等事项出谋划策，他善出金点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晚年自掏腰包建立吕型伟英才奖学金，以绵薄的退休金每年奖励十名优秀学子。他还将获得的内藤奖金全部捐出，在母校建造师恩亭，以表达师恩难忘之情。母校在他的关心帮助下办得非常出色，知名度也得以提升。 敬爱的父亲于2012年7月17日患病去世，享年95岁。他永远离开了热爱并毕生奋斗的教育事业，我们家庭也从此失去了一位慈祥、幽默、睿智的丈夫、父亲、爷爷、外公和太公公！五年多来，我们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记得在他病逝前后，我们全家深切感受到领导、同事、家乡人民乃至普通群众对父亲的敬重、敬仰和浓浓的爱心。依照他的行政级别，只是个厅局级干部而已，可是市里成立了由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市长牵头、华东医院院长为组长的救治小组，极大地延缓了其病程，减轻了他的痛苦。去世后的追悼会按照副市级高规格举行，国家及市级领导敬献了花圈或参加了告别仪式，近千人送别了父亲。随后举行的追思会恰逢特大雷暴雨天气，可也没有抵挡住人们与会追思先父的脚步。两个月后，父亲的塑像在市东中学落成，并挂牌成立了吕型伟教育思想研究室及吕型伟图书室。父亲的母校浙江新昌中学于2015年校庆之际，在他生前捐赠建造的师恩亭内竖立起了他的塑像。在他离开我们五年多的时间里，教育界仍然没有停止对他的缅怀、思念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可见他在教育界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使我们后代一次次深切地感悟到父亲平凡与伟大的教育人生。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教育理论家与教育实践家，他的一些精辟论断至今被人铭记，他常说：“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他提出“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他还说“教育是事业，其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其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其生命在于创新”，等等。虽然敬爱的父亲已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的教诲将永远被我们铭记，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