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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并被铭刻进了历史，它甚至被很多人称为“一场划时代的相遇”，这就是1967年7月25日年策兰与海氏在弗莱堡托特瑙山上的会面。该年7月24日，策兰应鲍曼邀请赴弗莱堡大学朗诵。在这之前，鲍曼给海德格尔寄上书面邀请，海德格尔随即热情回信：“我很久以来就想结识策兰。他远远站在最前面，却常常回避与人交往。我了解他的所有作品”。海氏不仅欣然接受邀请，在策兰到来之前，他甚至到弗莱堡书店走了一趟，请他们把策兰诗集摆在橱窗最醒目的位置。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他那句著名的话：“我们这些人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 弗莱堡大学的朗诵会上，听众如云，而德国的“哲学泰斗”就坐在最前排认真地聆听。在策兰精心选择朗诵的诗中，有一首《剥蚀》，该诗的最后是：“等待，一阵呼吸的结晶/你的不可取消的/见证。” “见证”，这真是一个对战后的德国人、尤其是对海德格尔来说具有刺激性的词。他们的这次相遇，仍处在历史的阴影里。朗诵会后，有人提议合影，策兰拒绝了。但海德格尔仍热情地邀请策兰第二天访问他在弗莱堡附近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策兰不愿意去，他对鲍曼说和一个很难忘记该人过去的历史的人在一起感觉很困难，但他还是去了。他们在山上小木屋谈了一上午。他们在一起究竟谈了些什么，至今仍无人得知。人们只是看到，这次会见竟使一向忧郁沉重的策兰精神振作了起来。 在小木屋的留言薄上，策兰写下了“在小木屋留言薄上，望着井星，心里带着对走来之语的希望”。回巴黎后，又写下了一首题为《托特瑙山》的诗，并特意请印刷厂制作了一份收藏版本，寄赠给了海德格尔本人。下面即是这首著名的诗： 金车草，小米叶， 从井中汲来的泉水 覆盖着星粒。 在 小木屋里， 题赠簿里 ——谁的名字留在 我的前面？——， 那字行撰写在 簿里，带着 希望，今天， 一个思者的 走来 之语 存于心中， 森林草地，不平整， 红门兰与红门兰，零星， 生疏之物，后来，在途中， 变得清楚， 那个接送我们的人， 也在倾听， 这走到半途的 圆木小径 在高沼地里， 非常 潮湿。 这是一首“即兴写生”或“抒情速记”式的诗，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众多不同的解读。 我本人曾访问过海氏小木屋，它处在托特瑙山坡上的最上端，几乎就要和黑森林融为一体。海氏夫妇于1922年建造了此屋，他的许多著作都写于此地，后来在弗莱堡任教期间，他经常怀着“还乡”的喜悦重返山上小屋。也许正是在此地，“海德格尔使哲学又重新赢得了思维”（汉娜·阿伦特语）。因此我们不难想象这次造访给策兰带来的喜悦。 “金车草，小米叶”，诗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两种花草。它们是当地的景物，但还有着更丰富的联想和隐喻意义。首先，这两种草木都有疗治瘀伤和止痛的效用。金车草的浅黄色，还会使人想到纳粹时期强迫犹太人佩带的黄色星星。小米叶，据林恩的考察，在策兰早年写于劳动营期间的诗中也曾出现过：“睫毛和眼睑丢失了小米草”。而现在，这种带有安慰意味的花草又出现了！ 同样，“从井中汲来的泉水/覆盖着星粒”，也暗含着某种重返存在的“源始性”的喜悦。在小木屋左侧，有海氏夫妇亲自开凿的井泉，引水木槽上雕刻有星星。很可能，策兰像其他的来访者一样，畅饮过这久违的甘甜清澈的泉水。 “题赠簿里/——谁的名字留在/我的前面？”这一句也很耐人寻味。策兰深知海氏的重要位置，他是思想史的一个坐标，也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一环。他也许知道他的朋友、法国著名诗人勒内·夏尔在他之前曾来访问过，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前纳粹分子来这里拜谒过他们的大师呢？ 但无论如何，仍有“希望”存在。“走来之语”，让人想到海氏《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谈到的“走来的神”，还有他的著名短句“不是我们走向思，思走向我们”。那么，策兰对他面对的“思者”有何期望？什么可能是他期待的“走来之语”？法国著名哲学家拉巴尔特在他论策兰的讲稿集《作为经验的诗》中猜测是“请原谅”，但他很快修正了这一点，“我这样想是不对的……认为请求原谅就足够了是不对的。那是绝对不可原谅的。那才是他（海氏）应该（对策兰）说的。” 当然，也有另外的解读。在2001年9月4日在北京大学所作的论宽恕的演讲中，德里达针对波兰裔法国哲学家杨凯列维奇提出的“不可宽恕论”（“宽恕在死亡集中营中已经死亡”），主张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宽恕。在这次演讲中，德里达就引证了策兰这首诗，认为这首诗是一种“赠予”，同时它也是一种“宽恕”。 这些不同的解读各有侧重，也各有道理，但都不是定论，接下来我们读到的是：“森林草地，不平整，/红门兰与红门兰，零星”。这即是写景，但也暗示着心情。策兰写这首诗时的心情，正如那起伏的“不平整”的森林草地。 至于“那个接送我们的人”，林恩把他解读为接送策兰去托特瑙山的司机。但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海德格尔本人呢？他邀请诗人来访并陪同他漫游，在隐喻的意义上，他也正是那个在存在的领域“接送我们的人”。而他“也在倾听”。“倾听”用在这里，一下子打开了一个空间。它首先使我们想到的是沉默。因为没有沉默，就没有倾听。在某种意义上，海氏的哲学就是一种沉默的倾听。我想，这是海氏哲学中最为策兰所认同的一点。正是这沉默，相互交换的沉默，造成了他们的倾听。 至于诗最后的结尾部分，把这首诗推向了一个更耐人寻思的境地。“圆木小径”，可能有意取自海氏一本小册子的名字，“走到半途”，也让人联想到“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而这“走到半途的/圆木小径”，通常被理解为是通向对话之路和和解之路，但它“非常/潮湿”！诗的暗示性在这里达到最充分的程度。它暗示着对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民族和解的艰难，暗示着创伤的难以弥合。不过，从普遍的意义上，它也暗示着人生的艰难、思想的艰难以及通向语言之途的艰难。 就在这次历史性会见之后，他们仍有见面和通信往来。在收到策兰赠寄的《托特瑙山》的收藏版后，海氏给策兰回了一封充满感谢的信，信的最后甚至这样说“在适当的时候，您将会听到，在语言中，也会有某种东西到来”。在1970年春，他甚至想带策兰访问荷尔德林故乡，为此还做了准备，但他等来的消息却是策兰的自杀身亡。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悲剧性结局。著名作家库切在关于策兰的文章《在丧失之中》中这样说：“对拉巴尔特来说，策兰的诗‘全部是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对话’。这种对策兰的看法，在欧洲占主导地位……但是，还存在另一个流派，该流派将策兰作为本质上是一个犹太诗人来阅读……”“在法国，策兰被解读为一个海德格尔式的诗人，这就是说，似乎他在自杀中达到顶点的诗歌生涯，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终结，与被海德格尔所断定的哲学的终结可以相提并论。” “故事”结束了吗？结束了，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回声，永无终结的回声。 （注：该文中策兰的诗论、诗、通信和一些研究资料，大都为笔者自己所译。林恩这部专著的中译，因为不是建立在策兰研究的基础上，因此有许多错误和不尽如意之处，故很少援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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