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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人而言，人的内心情感常常会通过书法、绘画表达出来，比之诗歌和音乐更具有真实性，这是中国书法之于世界的一大独特性征，与中国传统美学息息相关。孔子说“志于道”“游于艺”，庄子讲“解衣盘礴”，“道”是万物规律，“艺”是形式手段。 中国书法兴起于先秦，又以汉末为界，前期主要是书体的演变，后期则侧重书风的变迁。许慎《说文解字》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书者，如也。书写的目的是“如”，即用文字客观反映出我们心里对于物象的把握，用主观、抽象的线条点画来描述客观、具象的事物，在组织这些线条点画时，其中又包含了书写者内心的情感，因此每个人书写出的疏密、偏正、攲侧都有所不同，所谓“因情生文，见文生情”。当把人的情感反映到文字上时，书写便升华到了一种艺术的境界，美学思想自然也就蕴涵于其中了。 中国书法的发展流变，与时代特征亦紧密相连。汉代以降，形成所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之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分裂”成为了当时时代的主流。表现在书法上，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旧体”与“新体”并存的情况。这一时期的文人名士对人生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在生活态度和处世作风上较之前代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他们放浪形骸，服食丹药，把书法作为竞相夸耀的技能。这其中尤其以“二王”为代表的新书风的确立为典型。相比起“旧体”，二王“新体”突破了传统的以字为造型单位的旧法，创造出以两个或三个单字的形态集约成为一个造型单位，形成了大于单字结构的“字群结构”，这是有别于前代的崭新的美学理念。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说：“夫欲书者，多干研磨，凝神静思，预想书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书。若平直相似，状若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以《丧乱帖》为例，行轴心线的剧烈摆动是王羲之新书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一大创举。书法上表现出的这种跌脱不羁的结构，与魏晋时期放浪形骸的名士风度是完全吻合的。 唐代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高峰时代。彼时政局稳定，国力强盛，思想开放，与外国交往密切，人们的生活也极大稳定、富足，文艺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这样的时代精神反映在书法上，就形成了鲜明的带有盛唐气象崇尚法度的书风。书法发展到了唐代，法度完备，尤其盛中唐时期，可称为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 宋代国势倾颓，政治上重文抑武，积贫积弱，政局摇摇欲坠，文人的审美开始左右艺术创作的倾向，书家创作的作品重心由楷书开始向小行书转移。这一方面是由于书法自身发展的脉络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时代精神的影响，书家转而开始对书法意趣的追求，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宋代“尚意”书家群体，与当时同时发端的文人画，在美学上有着相同的追求。 元代以降，书法审美的文人化趋向愈发明显。及至明清，由于帝王美学爱好的左右，台阁体、馆阁体盛行，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的变革已如落日余晖，直至清末碑学盛行，书坛颓势才为之一振。 除了与时代精神的影响，与之相关的哲学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法的发展。儒家思想影响了艺术的主体，道家思想影响了艺术的本体。当“清谈”与“风流”成为名士之间的一种时尚时，哪怕是在书法法度完备的时代背景下，也很难想象当时的书家能像盛唐书家那样写出法度严谨的作品来。王羲之之子王徽之雪夜访戴逵的典故就是例证，这一时期的名士常常做出超凡脱俗的举止来。所以继王羲之之后，把“今体”发展到更加纵逸的人其实是其子王献之。羊欣评小王的书法说他“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王献之胜过其父的“媚趣”正是东晋后期书风比中期更加新妍之所在。 近年来，“国学”成为社会上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就艺术家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个人的艺术修养与国学修养的关系。以当代书法创作为例，熊秉明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抛开这个命题的真伪不谈，“书法热”确实是当代“国学热”中相当热门的一个话题。所谓“欲为书家，首先应为大文人、大诗人，即一个具有高度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辨，且能身体力行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知晓书法的本原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写字匠”。当代书法之所以长久以来饱受诟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代的书法家身上，很难再找到传统文人书家的那种人文学养。 古代书家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并不以书为业，书法只是闲暇时一项自觉的活动（当然这里并不包括清代卖字鬻画的一批人）。客观地讲，书法艺术发展到了当代，各种法度齐备，已经很难在形式上有新的突破了。而当代艺术家要做的，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继续完善自身的修养，这其中既包括了艺术修养，也包括了国学文化修养。纵观古今书法家，无一不是饱学之士。王羲之作《兰亭序》，欧阳询撰《艺文类聚》，虞世南编《北堂书钞》，颜真卿纂《韵海镜源》，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今人鲁迅、于右任、启功等皆文坛巨匠。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松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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