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碑学”和“帖学”

     

   

在书法领域，常提及＂碑学”和＂帖学＂两个词。有些学生误认为纸本及其影印本就是帖学，碑版及其拓片就是碑学，这是不正确的，是概念混淆。

   
 在书法理论上，並不是刻在石碑上的就是碑学，写在纸上的就是帖学。狭义的碑是指出土的魏晋时期的墓誌铭，其书法具有魏晋时期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一种楷隶相参，笔划方峻硬朗的特点，如龙門二十品，杨大眼、崔敬邑、张黑女、张猛龙、爨寶子、爨龍颜，等等，等等。

  

魏张猛龙碑

  爨宝子碑

  始平公造像

  张玄墓誌

  崔敬邕墓誌铭

 

 而狹义的帖是指以＂二王”书法为宗，並由此派生出来的以后各家，诸如颜、赵、苏、黄、米、蔡、文、祝、董、王等等、等等。

 

冯承素摹兰庭序神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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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询摹兰庭序定武本石刻拓片

 基本上，由王而后，历经唐、宋、元、明，直至前清嘉道之际，几乎所有大家都宗“帖学”。由于因循守旧，不思变革，书风渐糜。

  赵孟頫书《心经》

  董其昌书《岳阳樓记》

   

至前清，因科举考试之要求，令刻版无趣馆阁体大行其道，渐为有识者所不耐。与帖学派书法盛极而衰同时，碑刻墓志逐渐成为习书之人临摹的对象。

   
 清初，由于乾嘉考据之学盛行，学者们视金石为考经证史的资料，金石学也成为一门专学。学者们以金石为中心进行了许多考证，也兼及文字、书法，产生了大量零碎的研究成果。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毕沅的《中州金石记》、《关中金石记》、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等，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金石的搜寻和研究。伴随着大量碑铭，特别是魏、隋碑志的出土，逐渐出现了在金石中寻求书法遗迹的倾向。加之当时实证学风的影响，在书法上也以古以真为贵，重现存在于金石中的古代书法家的笔迹。当时的一些书法家也在自觉不自觉之中，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自成一家。在帖学派书法已入穷途末路之时，碑学之兴，已是大势所趋。

  

清代碑学大家赵之谦书联

   

 适值此时，有位叫阮元的学者应时之需，从理论上总结、分析书法的发展，倡导碑学，首开一代风气。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衔，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兼显宦．曾组织人力，编纂《经籍纂诂》，校勘并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对清代前期的学术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他利用当时学者及自己在金石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大量珍贵的金石资料为基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揅经室三集》卷一），对几千年的书法家作系统的、整体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书法理论及关于北碑、南帖的见解。

　　阮元认为，书法因变迁而呈现出各流派纷纭混乱的状况，如果不溯其源流，就不能返回古代，不得书法真意。他系统地分析、总结了魏晋以来的书法变化，将其划分为南朝系统和北朝系统两部分，指出书法上的南北之分，始于汉末魏晋之间，隶书变为正书、行草之时。若以时代论，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可以说以区域论）。两派书法同源于钟繇、卫瓘。继之而后，南派代表人物有王羲之、王献之、僧虔、智永、虞世南等；北派则为索靖、崔悦、卢湛、高遵、沈馥、姚文标、赵文深、丁道护以及欧阳询、褚遂良等。两派对峙，朗然可见。阮元更进一步指出南北派的特点说：“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凯、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相通习。”（《南北书派论》）在阮元看来．唐以前，北派书法一直占着主导地位，到唐代才发生了变化。唐初，太宗独好王羲之书，这样，城内好高髻，城外高一丈，南派书法遂取北派而代之，风行一时。虽然如此，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民间仍以习北派书法为主，更由于唐初欧、褚诸大家，本属北派，所以自唐永徽直到开成年间的碑版、石经，仍有北派余风。直到宋代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代宗命人将藏于秘阁的法帖进行编纂、摹写，付诸刊刻成《淳化秘阁法帖》行世，所收除唐太宗欣赏的二王作品外，还收集了历代帝王、名臣及著名书法家的法帖。此后，“淳化阁帖”或被翻刻、或被增补，广为流传，遂成为书法界最有影响的典范性法帖，北派书法愈益衰微。直至清初，历宋、元、明三代，帖学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阮元的书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人的局限，第一次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书法的形成及发展历史，详述了其源流兴衰和嬗递关系。他的《南北书派论》，不仅将书法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而且更进一步指出北派以习碑为主。南派以临帖为主。在此基础上，阮元又撰写了《北碑南帖论分，发表自己关于北碑、南帖的见解，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清晰明了地描绘出了中国书法发展的线索，虽然他将南派与北派，北碑与南帖绝然对立．未免失于牵强。但从宏观角度看，这种划分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阮元还运用他的书法理论，通过对历代书法家的分析，追根溯源，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所以，“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所以来”。阮元在书法源流上追根朔源，将唐代北方人习魏晋碑版书风为主的称为北派，南人习二王以及《敦化阁帖集》为主的称南帖，遂有“北碑南帖”之谓。

     
步阮元之后尘，进一步发挥阮元的书法理论，颂扬北碑的是包世臣和康有为。包世臣著《艺舟双楫》，流布甚广，风靡天下。其中《历下笔潭》一章，阐述到书法系统时．多举北碑，比阮元更进一步．对于后书法的发展变化影响较大．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对阮元、包世臣的书法理论作了修正和补充．建立了新的体系，其主要观点仍是颂扬北碑，提倡碑学。康有为还提出了自己的“尊碑”、“卑唐”的观点，他不同意阮元将北碑、南帖绝然对立的说法，认为对书法分派是可以的，但不能以南、北划界。南朝也有很多碑志，并且与北碑有一定的关系．都秉承了汉隶的精神。因此，康有为将南北之碑视为一体，又因为北碑同时兼有南碑的特色．所以又特别以北碑为重，这是很有见地的。康有为主张学书贵在以古为法，而南北朝之碑刻墓志，无体不备．唐代书家多出于此，所以学书当以北碑为主，不必舍本求末．再从唐碑人手。

  康有为作品

   

   
 由此可见，“碑学”和“帖学”是书法流派的概念，並不是以纸本和拓片来区分的。在书法实践上，清赵之謙、康有為以及当代书法家孫伯翔等精研魏碑，从中吸取营养，所作书法帶有明显魏碑特点，称为碑学大家，但他們的书法仍是写在紙上。相反，許多古代书法名家的书法作品刻在碑上，得以流传至今，如兰庭序定武本以及敦化阁帖内收集的诸法帖，神策軍碑等，虽是刻本拓片，但它們一般也不称为碑体。赵孟頫的胆巴碑，虽有个“碑”字，却是典型的帖，雖刻在石碑上，也不是书法分类上的「碑學」。

 

赵孟頫《胆巴碑》，虽冠碑名，仍属帖。

   
 有些同学误将真迹及其影印本称为“帖学”而将所有碑刻及其拓片称为“碑学”是不对的。举个例子，王羲之的《兰庭序》，是帖学的经典之作。但现存的兰庭序，都不是王羲之真迹。其中有冯承素摹写的＂神龙本“，和禇遂良摹本纸本现存于故宫博物院；而定武本及定武吴炳本，则是宋徵宗时期在河北定武（今正定县）发现的、唐太宗命人据欧阳询摹写的兰庭序刻在石碑上的版本。同是临摹王羲之的帖学经典作品，不能说冯、禇摹本就是“帖学“，欧摹並刻在石头上的定武本就是“碑学“。它们其实都是帖。 

当代碑学大家孙伯翔作品，虽书于纸，仍是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