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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被这样的诗所抓住。这些几十年前写下的诗，它好就好在对我们仍具有一种深切的“现实感”。由此我也想到，这不仅是一位“自然之子”（纵然北欧的大自然给予了他无穷的馈赠），还是一位“社会之子”和“文明之子”。他从他的梦中“往外跳伞”，没有飘浮在空中，而是进入到现实的血肉之中。他的诗当然很纯粹，这体现了他对完美的追求，但他不是像有的中国诗人说的那样是一个什么“纯诗诗人”。他像阿冈本说的那样，“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对人的当下生存和处境，对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关系，等等，都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尖锐的嘲讽。对此，我建议人们读读李笠新译出的诗人给他的美国译者、诗人勃莱的一封长信（载《南方周末》2011年10月13日），它不仅会使我们更多地理解诗人写给一位生活在前苏联铁幕下的朋友的名诗《给防线背后的朋友》，也会切实地感到一位诗人的脉搏在时代的作用下是怎样的跳动！ 的确，“通过凝练、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Through his condensed translucent images he gives us fresh access to reality”)。诺奖的这个颁奖理由，说出了人们对特朗斯特罗默诗的主要感受。只不过这“现实”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不仅是“物”的，也是语言的。它就是诗人一生所面对的“巨大的谜团”！ 厌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正是以这样的努力，他不仅“解放”了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力，也给现代诗歌语言带来了一种“灼热的新质”。同时，我想他也在不断地深化他的言说方式。他后期的一首《像做孩子》，我读了便深受感动，诗一开始便是“像做孩子，一个巨大的羞辱/如麻袋套住脑袋”；什么“羞辱”？一种做诗人却“说不出”的羞辱。但当这样一只“麻袋”套住我们，我们不仅可以“从那里面向外张望”，我们也可以继续写诗了。 也许，更让一些中国读者感到亲切的是他的“化简诗学”（这里借用庞德的一个说法）和凝练。我不知特氏是否受过中国古典诗的启示（虽然在他家里挂着中国书法），但他显然受过日本俳句的影响。但我想，这都不单是一个风格的问题，这首先出自一种更深、更为本质的精神体悟，在一次访谈中他就曾这样说：“诗人必须……敢于割爱、消减。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者。”是的，“放弃雄辩”，让风讲话，让那些最独到的、令人难忘的意象和隐喻讲话，这就是一个成熟诗人的全部秘密所在。 正因为勇于“放弃雄辩”，特朗斯特罗默从来没有以大师或思想家自许。他一直把自己限定在诗歌自身的范围内。他的作品也大都是一些抒情短诗。但诗的力量和价值并不在于其规模或篇幅。他的这些抒情诗不仅在上个世纪后期曾影响了世界上很多诗人，它们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今天来看，它们已堪称经典。他无愧是半个世纪以来欧洲最优秀的那么几位抒情诗人之一。所以他得奖，我一点也不惊讶。他即使不得奖，也会永远在我们心中占据一个崇高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前两年的夏天到瑞典朗诵时，我和其他几位中国诗人会去拜访这位我们所热爱的诗人。这要感谢李笠的安排和诗人的妻子莫妮卡。阳光明丽的上午，我们前往斯德哥尔摩南城斯提格贝里大街32号，这个处在河畔山坡上四层楼上的由国家免费提供的公寓，自诗人1990年中风后就住在这里，在夫人的照料下，眺望美丽的梅娜伦河和远处的芬兰湾，并接受四方诗人的朝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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