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一种关于方法论的思想主张，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认知完全一致、一体两面，不应分割也无法分割。

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知不单指良知，也包括非良知，即指对世界的总体认识、全部认识。行也不单指处理人事的行为操守，还包括对客观事物的应对，指应对整个客观环境所做出的反应。

所谓知行合一，可从两个方面去解释：

第一，知源于行、依赖于行，没有行便不可能有知；行反映知、体现知，无知则不可能有行。第二，无知不行，无行不知；知深行远，行深知远。知与行一体两面，不应分割。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知行合一，也几乎不可能有人完全背离知行合一。绝大多数人都介于两者之间，差别只是“知”与“行”的契合程度。

虽然“知行合一”这一思想主张是明末才被王阳明老先生推向高潮，一时炙手可热，但知行合一的思想起源，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比如典型如《大学》中提到：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系列“行”，其前提都是“致其知”。而致知在格物，格物就是对万事万物（包括人事）由表及里做深切的感知和体悟。可见，格物也是行。因此，行与知本来就无法分开。这跟今天常说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和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指导实践一个道理。知与行是统一于时间的。

朱熹等人对知行关系的认识也主要来源于《大学》中“平天下须治国，治国须齐家，齐家须修身，修身须正心，正心须诚意，诚意须致知”这一个逻辑推导链，他由此而认为，“知”决定着后面的一连串行为，故而必先致其知，才能正确开展后面的一系列行为。因此得出“先知后行”的结论。

这种理解不算大错，但是太理解片面，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整个逻辑的前半部分，而忽略了逻辑的后半部分：致知在格物——这回答了知从何而来。所以，朱熹关于知行的认识和理解，只有半瓶水。

但是，由于朱熹等人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影响力，又因其极力推崇《大学》，导致把先知后行的错误主张推到极致，产生了很坏的后果。王阳明正是因为看到这种思想的弊病，因此年轻时因反感朱熹等人的观点，进而一并也反对格物致知的思想主张。

致知在格物，这个观点真的有错吗？

要了解竹子的品质属性和生长规律，就要去细究竹子的生存环境、生长习性和品格质地，在此基础上，你才会发现竹子中空而有节、岁寒而不凋、宁破而不毁其节等属性和品质。这些都需要一点点去挖掘去发现去探究，可不是王阳明所理解的“格物就是用两只眼睛死盯着竹子看七天七夜”那么幼稚可笑。

格竹如此，格人格事均如此，格万物万事也如此。格物就是行与知相统一的过程。

古人说：物须格而知致。仔细对照今日之科学家及科学研究实践，从动物器官到细胞到染色体、脱氧核糖核酸，从实物到分子到原子，到质子中子量子，人类对身体及功能的认知，对事物形状形态及本质属性的认知，无不是来自于格物，无不是来自于无穷尽地格物。古人的格物实践，就是今日的科学研究实践，其目的都是分门别类对事物进行研究并获知其属性及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才是格物，这才能“致知”，光靠眼睛死盯着或仅仅闭目冥想，不是格物，也无法致知。

后来的王阳明也正是意识到格物致知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才提出来知行合一的主张。但是由于其早年对格物致知有过公开的批评，对“致知在格物”存在偏见，从而导致其知行合一主张中，对知的来源及如何获取知，始终语焉不详，言不及义，甚至避而不谈，从而导致整套理论存在重大漏洞，也给后世门生带来知浅而行不远、知不足而行迷乱的祸害。

知行合一虽然理论上正确，但要完全做到确实非常非常困难。一方面，人生有限而世界无限、知识无涯，因此，人们有很多认知，不可能通通从自己的行获取，甚至有些知，比如一些关于重伤重病濒死的认知，不可能每个人都去体验一次，只能从他人间接获取。那么，这样间接所得的知，是否与行完全一致？不敢确定。另一方面，人与人存在个体差异，不同的人即便是同样的行，也未必能够获得同样的知。那么，谁获取的知才是符合客观事物、客观实际的知呢？这样一来，知行也未必统一。

因此，所谓知行合一，只可能是一种主张，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向之前进，努力无限靠近，却几乎不可能真的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