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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因此民国时期陈复开始提出“心灵儒学”做出注解。儒家的学脉自清末已经全然中断，西学东渐的过程里，中国儒家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时称新儒学。 “陆王心学”是由儒家学者陆九渊、王阳明发展出来的心学的简称，或直接称“心学”；或有专门称为某家的心学，如王守仁的“阳明心学”。陆王心学一般认为肇始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由王守仁集其大成。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往往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一称主观唯心主义），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一称客观唯心主义）。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两个半圣人”，即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孔子和王阳明各占其一，曾国藩只算半个。 王阳明，原名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王阳明从小就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圣成贤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 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他的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等。近代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得益于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最重要的推手，就是王阳明的阳明心学。就如梁启超所言“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人称王阳明是“治学之名儒，治世之能臣”，在他的故居有一副楹联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 王阳明心学的精髓 —— 十个字 王阳明心学理论主要包含三方面，用十个字概括，就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一、心即理 王阳明早年是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不仅笃信格物穷理之说，而且身体力行，但是徒然耗费多年的精力和光阴，始终一无所获，最后差点退失了学为圣贤的道心（阳明格竹的故事）。 王阳明盯着竹子看了七天七夜，试图弄明白竹子里包含什么道理，但直到头昏眼花，身体虚脱，他也无法将竹子的道理上升到人生的道理。竹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很高，梅、兰、竹、菊，被称为“四君子”，松、竹、梅又被称为“岁寒三友”，竹子常以其“有节”代表骨气，“中空”代表谦虚，“耐寒”代表坚强，而其外形挺拔洒脱、正直清高，深受文人喜爱。按照朱熹的观点，所谓“格物致知”，需要把竹子从发芽到开花、结果，一直到枯萎，中间详细的过程都弄得明明白白，然后进行很复杂的升华过程，最后明白竹子有这么多好的品格，就是代表了君子。但王阳明经过七天七夜的观察，他感觉朱熹那一套是有问题的。所有这些品格不都是人内心本来就有的吗？难道是通过格竹子格出来的？ 究其原因，按照王阳明后来的反思，就在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会导致“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的结果。换言之，就是心与理割裂为二、知与行断成两截。 在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更加坚信，心即理，心外无物。王阳明反复强调“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阳明认为：心只有一个，不必强分人心和道心；格物致知不是到事事物物上去格，而是在自己心上做功夫；知和行本是一体，不可分成两件去做；心与理是一不是二，天下没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心即理，没有被私欲迷惑的心，就是天理，不用到心外强加一点一滴。以这颗纯洁无私的心去做任何事都是天理，事父便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治民则仁。所以只要在心上修习，去私欲、存天理就行了。 王阳明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我们的心，才是一切意义的发生之源。花当然是自开自落的，可是能不能扰动我心，却是由我来决定的。哪怕天崩地裂、洪水滔天、电闪雷鸣、暴雨大作，只要我心中安然，便永远是在桃花源、艳阳天。这就是佛所说的“万法唯心造”。心灵的一切问题，追到根子上，其实都只是心自己的问题。世间种种无论怎样险恶，只要我心不动，便奈何不得我分毫。 王阳明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并不是想否定规律、法则和万事万物的存在，而只是想表明，任何规律、法则和事物，都不可能脱离人的认识能力而存在；同样，人的意识也不能脱离这些东西而单独存在，“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传习录》卷下）。因此，王阳明的世界观其实既非唯心论，也非唯物论，而是一种即心即物、心物不二的整体论。 现代量子论已促使很多物理学家宣称，世上根本不存在“客观的”实在（比如薛定谔的猫）。那唯一的实在便是通过我们的观察而揭示出来的实在。物理学家约翰·惠勒（“黑洞”术语的发明者）也说过：“实在的确切性质，要等到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参与之后才能确定。”事实上，当代的前沿科学也一直在努力建构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 二、致良知 王阳明提出的良知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良知是心之本体，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 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即“已发”，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 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之一—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 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良知四句教，体现在实践上用四个字总结，就是“知行合一”。 1527年，王阳明的两位弟子对良知四句教有过争辩，这次争辩也导致了阳明心学的分化。他的弟子钱德洪认为四句教是绝对正确的，心就是无善无恶，意就是有善有恶，但王汝中认为意由心生，心无善无恶，那么意理所应当无善无恶，那么良知就无用武之地了，更不需要为善去恶了啊，所以这四句话本来就是矛盾重重的混沌语。他们两人争执不下，找到王阳明评理，王阳明说：“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都偏于一端，对于资质高、悟性强的人，你只需告诉他‘无善无恶心之体，知善知恶是良知’就好，对于脑子不那么灵光的人，你只需告诉他‘有善有恶意之动，为善去恶是格物’就好。”这场争辩被称为“天泉证道”。 《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阳明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它是王阳明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王阳明说良知如佛说的“本来面目”。它是人生的“根，根，是能生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是“元意义”，是人生各种意义的根据、本体。这个本体却是个虚灵，不能着一物，如眼里容不得一粒，不管是沙子还是金子。然而它又是根本慧：做事情，它是成所作智；看人情事变，它是妙观察智；在任何环境中，它是贯通心物、建立意义的平等性智；它是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让人生生不息进取超越的大圆镜智。地，无水是焦土；人，无智是僵尸。良知能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根本慧，让我们随我的“分”去建立意义通道。致良知即明心见性，性即是见，见即是性。不可以智更断智，智智相害，即智亦不可得。 良知具有两层含义： 1、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道德意识； 2、内在于人又超越万物的宇宙本原。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无上心印，也是他一生修学与智慧的结晶。“致”则有体认、扩充、践行三义。由“致良知”一语，我们便不难发现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一切圣贤学问，归根究底，都在于体认内心本具的良知；一切道德践履，也无非是在心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并把这种功夫扩充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进而推至万事万物。只要我们恢复了本心之仁，也就是存了天理，也就是致了良知，从而就能超越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乃至超越善恶对立的道德境界，进入到“万物一体”的天地境界。 一个人出于自然而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去做事情，并不是为了追求外在的鲜花和掌声，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道德高尚，而只是出于良知的召唤，出于一种与他人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情感，做其应该做的而已。这就是自足，也是当一个人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时，必然会有的一种人格特质。而当一个人具有了这样的人格特质，他也必然能够获得一种由内心生发的、不依赖于外在条件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历代大儒和王阳明常说的“自得之乐”，又称为“圣贤之乐”。 三、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十分古老的命题。中国哲学天生具有实践品格，所以求知问学与道德践履，就成了一对既相辅相成又彼此冲突的概念。用《中庸》里的语言表述，知又称为“道问学”，行又称为“尊德性”。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二者不可偏废，但在具体的修学实践中，学人经常会顾此失彼或者是此非彼。朱熹和陆九渊就曾在这个命题上分歧巨大、争执不下：朱熹强调“道问学”，即以求知问学作为人格完善的前提；陆九渊强调“尊德性”，即以体认本心作为圣贤之学的关键。到了王阳明的时代，历史无疑赋予了他整合二者并且超越二者的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卷上） 人的一切起心动念都是知，也都是行。换言之，知和行其实同为一个心体的两面，“知行本体原是如此”。既然知行都不离本心，那么对于王阳明来说，“知”就不仅是程朱理学求知问学之知了，而更是对本心的体认；“行”当然也就不仅是外在的道德践履，而更是在心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进而言之，一旦体认了本心，自然懂得在心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所以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回过头来，一个人会在心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自然可以处处体认本心，所以王阳明说“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王阳明所倡导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去关照自己的内心，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去做事，实现知与行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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