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脑海里会出现老子、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等等一大批儒释道哲学家、思想家的名字。中国儒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在国人与世界华人华裔之中如雷贯耳。 那么，儒文化作为国学的主脉，产生的文化背景如何？孔子与舜帝、孔子思想与舜帝思想、儒家文化与大舜文化之间存在怎样的渊源？大舜文化应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摆在什么位置？这些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和涉及。 生于约2700年前的春秋时期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做过官，后开办私学，创建儒家学说。自汉以后，孔子的学说发展成儒学。作为儒学经典的《四书》《五经》，其中的《大学》与《论语》都是孔子及其门徒所作，《春秋》《诗经》《尚书》都经过孔子的整编。当今社会转型期，面对世事变迁，人们充满迷惘、惶惑、浮躁与挣扎。精神层面的危机，促使人们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码，于是，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如雨后春笋般确立。国人在陶醉于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强大的同时，研究孔子思想和文化得以产生的根基与渊源，弄清楚孔子、孔子学说乃至儒文化与人文始祖舜帝、舜文化的内在联系，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源，增加历史认同感，增强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气，意义十分重大。 （一）舜文化的精髓 帝一生的建树，可以用十个个字概括：孝祖、德圣、民师、帝范、福星 1、什么是舜文化？简言之，所谓舜文化，就是我国上古舜帝时期所产生的人们社会生活中精神行为的规范。他是舜帝身体力行所创造的道德本体文化。 《尚书》载：“德自舜明。” 《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由此我们可以断言：舜帝是集三皇五帝文化之大成者，是中国道德文化的鼻祖。 那么，舜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如何呢？ 任何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舜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代表中华民族的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融合已经完成，亦即炎、黄民族的融合已经完成，部落联盟的体制在沿袭了数千年后，国家已经初步形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有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受农耕之益，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了。作为个体的人，也已经走出了以氏族公社为单位的小社会，进入了由部落联盟——诸侯国组合起来的“古国”大社会。因此，在社会生活之中，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个人与社会成员之间，个人与所从事的职业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都需要有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都需要有一种双方都能接受和遵守的准则，才能使社会稳定，才能维护“诸侯国”之间的团结。作为“诸侯国”联盟——虞舜古国共主的舜，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自己的一生中，身体力行地创造、想方设法地推行了这些准则，并使整个社会都遵守这个“道德”规范。它是人类由文明产生过程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舜帝一生的社会行为，就是对舜文化的实践和创造过程。舜文化是舜帝毕生身体力行创造的原生态道德本体文化。舜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原创性和正统性。中国一向来被称之为礼仪之邦，道德则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通过道德的办法来治理和统治国家，这样的君主就会像北极星一样，群星都环绕在它周围拱护着它 舜文化的核心内涵可以用孝、德、和三个字概括。 先说“孝”字。 舜出生于平民，却能被尧举用而成为“帝”，凭的究竟是什么？ 《孟子·万章上》记载：“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此处孟子所说的怨慕，是说舜怨恨自己，思慕父母。舜面对父亲瞽叟和后娘壬女处心积虑的加害，非但不计较，倒反检查自己的言行有哪些地方不如父母意。在他看来，天下百错，错的只有子女，没有做父母的错。思来想去，就更怨恨自己孝顺不够，导致父母憎恨，于是对父母的思念尤甚，情到深处，悲恸难忍，号啕着大声呼喊苍天。 《孟子·万章上》还有这样一段记载：“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大孝终身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对学生说，舜处处受人欢迎和赞颂，又娶了好妻子，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仍然很忧愁，这是由于得不到父母欢心的缘故。舜看来，惟有顺从父母的意愿，使父母欢欣和喜悦，才能真正化解他心中的苦闷。孟子发表感慨说：人们少年的时候敬爱父母，青年时喜爱活泼美貌的异性，娶妻后疼爱妻子，出仕为官以后则忠君爱国。而大孝之人则一辈子孝敬父母。直到五十岁以后仍然那么孝顺父母，这样的典型人物只有大舜。 孔子的学生曾子曾经问孔子：老师，请允许我冒昧地提议个问题，什么才是圣人的德行？在人类所有的德行中，难道就没有比孝道更为重要的东西了吗？孔子说：在宇宙万物之中，唯有人类最为尊贵。而作为人，他最高的品行便是孝道，没有任何品行可以超越他。 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家犬有义，雁飞有序，从古自今，莫不如是。对内能孝顺父母者，对外则能淳化风俗。以至“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尔《山海经》中说舜耕历山，“象为之耕，鸟为之耘”。 因为舜“二十而以孝闻”， 孝心感天动地，所以舜能被世人尊敬、拥载、效仿，所以得以被尧看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虞舜之所以能由一个普通山野村夫成为“帝”，其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孝感天地”。 古代将虞舜列于二十四孝之首，故而我们将其称之为“孝祖”。 次说“德”字。 道德是用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尸子·仁意》载：尧问于舜曰：“何事？”舜曰：“事天。”问：“何任？”曰：“任地。”问：“何务？”曰：“务人。”舜在回答尧的测试的时候毫不含糊的说了自己事天、任地、务人的主张。舜以天、地、人为根本为出发点，营构起天道、地道、人道的道德规范，从而确定了包括伦理道德、职业道德、政治道德、宇宙道德为内涵的道德理念。 在伦理道德方面，虞舜毕生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典”之教；在职业道德方面，舜帝无论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还是贩于负夏、灰于常阳，都能做到公正、务实、诚信、友善。以致于人人择舜而居，“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在政治道德方面，舜帝“为政以德”，他“利天下，而不利一人”的“公天下”与“和天下”精神，为天下人所赞颂；在宇宙道德方面，舜帝追求“天人合一”“天地人合”的理想境界。 《诗经》说：“不显惟德”。法国作家雨果则说:“道德是真理之花。” 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所说：舜帝是天地道德和宇宙道德的典范。 再说“和”字。 “和”是舜帝毕生所追求的崇高目标。舜帝之“和”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在家庭生活中“和”为本，争取了家庭和睦，诚如《尚书》所言：“瞽子，父顽、母嚚、弟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在社会行为中“和”当先，促进了社会和谐。舜九族之内讲亲，九族之外则讲和。在社会活动的人际交往中，“和”字当先，“和”以处众，得到了人们的普遍信赖，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在民族关系中，以“和”为贵，赢得了国家和平。在舜帝心里，武力征伐不能服众，行德喻教终以化民。他以“和”为贵，使百姓免遭战争之苦，实现了北方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与南方苗蛮集团的大融合，为古国大一统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宇宙道德中以“和”为规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美。 《史记·夏本纪》记载了“《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的情景。古人认为天、地、人相互融通就是最大的“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就做到了我们常说的“天地人和。”舜帝以自身的音乐特质创《韶》乐，歌《南风》，以诱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舜帝崇拜瑞鸟凤凰而以凤凰为图腾，以启示人们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舜的道德达到了“神人以合”境界。这里所说的“神”，是指自然宇宙大法则，这里所说的“人”，则包括了人的肉与灵。 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它体现的不是单个学派的文化精神，而是涵摄儒、道、墨、释各家各派的一种普遍精神。“和”、“合”二字在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出现。“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结合。孔子、 老子、旬子、孟子、管子都曾阐述过和合思想。东汉以后，这一思想又被 儒、释、道吸收和弘扬、“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和谐共处，“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合贯通。和合文化与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观、以人为本的思想，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孝、德、和三个字，构成了舜文化的核心内涵，其中“孝”是舜得以立身的前提，“德”是舜得以服众的根本，“和”则最终成为了他最突出的思想精神特质，孝、德、和思想，最终落脚在一个“福”字上。 （二）儒文化与舜文化的比较 儒文化的开山鼻祖是孔子。但是，孔子“言必称尧舜”，在四书中，提及孔子赞赏舜帝的地方比比皆是，情真意切。孔子对舜帝的大德大孝、大聪大慧、与人为善、忠君敬主、行仁取义、从善如流、无为而治等人伦道德、社会道德、政治道德，都作了充分的肯定，推崇至极，因而就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评介，才有听了歌颂舜帝的《韶》乐后‘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发至肺腑的感叹，也就有了“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的定评。 儒学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是儒学的经典，也是国学的核心内容。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仁”和“礼”。所谓．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为出发，对人们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所谓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从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儒家思想与舜文化同出一辙，无一不是只是同一个内容的两种表达而已。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学说与舜帝毕生执行与推崇的“五典之教”、所践行的职业道德同出一辙；儒家的“仁爱”“仁政”理论与舜帝的“以德立身””无为而治” 同出一辙：孔孟的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与舜帝的“象以典刑”同出一辙；儒家的中庸之道的核心思维方式与舜帝的“天人合一”的“和合”思想同出一辙…… 儒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国学的核心与精髓，对当代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经济影响都很深，对东、南亚各国，也有广泛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国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主流思想。儒文化之所以成为国学亦即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其根本原因就是：以孔子作为先师和精神领袖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 孔孟思想始终是儒文化的源头与灵魂，是儒文化的核心与主体。那么，儒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又是什么呢？ 我们说，儒文化的源头和灵魂是舜文化。 我们不妨将前文中说过的儒文化的内涵、核心内容和舜文化的内涵与核心内容两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舜帝身体力行所创造的道德文化，涵盖了儒学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修、齐、治、平的全部内容。 我们说儒文化与舜文化同源，有下面三大理由： 一是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在批注《尚书》中，认知认同了舜帝和舜文化；二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发展，是建立在对舜文化认同与尊崇基础之上的；三是地望渊源是儒文化与舜文化同源的外因之一。 （三）舜帝在国学中应有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孔子名声显赫而舜帝鲜为人知呢？ 孔孟思想和文化是舜帝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孔子治学严谨，信而好古，对舜帝的说法和看法具有至高无限的权威性，其对于舜帝的敬仰和推崇，是孔、孟确立自身的思想家、教育家以及儒家学说开山鼻祖地位的思想基础、理论泉源和充要前提。 后来为什么孔子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文化圣人，而舜帝和舜文化的光辉却被掩盖的主要原因有四个： 其一，对舜帝人格的致力推崇，铸造了孔子自身崇高的思想灵魂和行为准则； 其二，对舜文化的不懈传承传播，确立了孔子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 其三，文字的成熟应用，使儒文化的传播如虎添翼； 其四，孔子办学授业解惑，培养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就有了一支在深度和广度上 传播孔子思想和文化的生力军，也就有了孔子在中华民族中的名声； 其五，中国史学界对古史研究的保守和滞后，人为的文化断层，阻滞了对舜帝道德文化的研究，严重影响了舜文化研究的进程，也就模糊了舜帝的具象和文化地位。 综上所述，舜帝与孔子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圣人，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各有侧重。舜帝是集三皇五帝文化之大成者，而孔子是集舜以后文化之大成者；舜帝身体力行地创造了道德文化；而孔子是整理、传播了道德文化。 社会的安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其基础在于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国学精神所强调的是仁爱，是群体，是天下为公，是圣贤藏于心，笃于行，德必向上。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掉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文化，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的境地。国学大师季羡林说：“中国可以是一个经济大国，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科技大国，但最根本的，中国还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统”和“道统”的国度，在这种氛围下，对“文统”与“道统”的正本清源，更有利于弘扬和发展在中国国度流经四千多年乃至影响到了全世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倡导古今贯通，国学为体，中西合璧的原则，肯定了儒学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舜帝才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创始人，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舜文化是儒文化之之根，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根，之源！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和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在給《舜帝之谜》一书所做的序中指出：“尧舜以上的古史，源自远古先民，世代绵远流传的种种传说，不仅记述了人们记忆中的事迹功业，也寄寓着民族的理想和精神。我们纪念、崇敬虞舜，正是要从文献记述的舜的生平业绩，探索体会中国文明的优秀传统，增进民族的自尊自信。” 我们弄清楚了处于春秋时代的孔子与处于远古尧舜古国时代的虞舜思想文化的渊源关系，确立舜帝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在研究、弘扬、发展国学的进程中，才不至于数典忘祖，才不至于忘记了中国五千年乃至一万年文明史，才有往深处和远处探寻研究悠远绵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动力和勇气！
尧舜古国走出传说 尧到底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其都城在哪里？2015年6月18日下午，中国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国新办举办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宣布，“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尧舜古国文明不再是传说，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证据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遗址与尧都相当契合 发布会上，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全面介绍了陶寺遗址37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与部分研究成果。1978-1985年陶寺遗址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000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6座，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已经出现了王权，这些发现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99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的考古工作围绕寻找城墙为中心。2002年之后陶寺遗址发掘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之后又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已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米。 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 尧舜古国正走出传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何驽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何驽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悬案：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个传说时代，是不是信史？这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挥之不去的。说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证据？ 何驽列出了几大证据。 首先，陶寺遗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证。陶寺遗址出土的一把朱书扁壶上有“文尧”二字，是陶寺城址为尧都平阳的文字自证。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的史迹系统对应。 还有《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初步形成的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何驽说。 王巍指出，尽管目前还不到“一锤定音”的时候，但目前没有哪一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 链接： 【陶寺遗址】 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这样评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
【陶寺七大“最”】 1、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2、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 3、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 4、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 5、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 6、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7、曾一度是国内最大史前城址，如今其规模仅次于浙江良渚城址和陕西神木石峁古城。 【文化地位】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起源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而一般认为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阶段的标志。对于国家的形成标志，一些学者提出其标志应当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等。而在分析陶寺已发现的遗存之后，可以发现这些文明因素在陶寺遗址中都可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中国古代的巫文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礼乐典章制度的发达也应当肇始于陶寺文化。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是尧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国”；陶寺遗址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在陶寺遗址时期中国就已经进入文明阶段，这比历史教科书上的华夏文明从夏王朝开始，整整提前了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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