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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学堂|袁枚的“性灵说”及诗词创作

 高山仙人掌 2018-05-25

诗评万象

素指拈花,银盌盛雪

纷纭万象,歌之咏之



袁枚的“性灵说”及诗歌创作


“性灵说”是古代试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清代袁枚的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未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要直接抒发诗人的真实情感,是对人自然心声的流露。他从诗歌创作的主体出发,从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论证了诗人应率真地表达感情,表现个性,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破除雕章琢句、堆砌典故、以学问为诗。


一、“性情”论


袁枚自称“天才多情句自工”,其性灵诗的主要特色正在于书写自身的真实情感。

首先,诗人内心须有真实的情感,才有创作构思的可能性。袁枚吸取了李贽的“童心说”的观点,倡导“赤子之心”,反对“伪笑佯哀”的矫揉造作之情,认为“风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诗歌是诗人心底的声音,性情的流露。更要以真性情感发人心,“能入心脾”的诗,才是好诗。袁枚真性情诗首推悼亡诗,如《哭阿良》中记述了袁枚三女夭折是全家悲痛、慌乱、甚至几乎丧失理智的情景,语言平浅,渗有浓浓悲情,令人动容。再如《瘗梓人诗并序》:


……汝为余作室,余为汝作棺。瘗汝于园侧,始觉于我安。本汝所营造,使汝仍往返。清风飘汝魄,野麦供汝餐。胜汝有孙子,远送郊外寒。永远作神卫,阴风勿愁叹!


梓人指的是建造随园的一个土木工人,对于一个劳动工人之死,作者并未视如草芥,不仅为之作棺、下葬,还怀有真诚的思念之情。其中有二人平等关系的描述,仿佛与一老友促膝长谈,显得朴实而真切。


袁枚一生游遍名山大川,他的山水景物也被赋予别致地审美情感,表现表现而来自然美德千姿百态。如他在《水西亭夜坐》中写“明月爱流水”,“水亦爱明月”,将水与明月赋予性灵,同时又映衬出诗人“爱水兼爱明月”的性灵。


其次,袁枚张“诗写性情,惟吾所适”,诗文中所蕴含的感情要深厚、浓郁,从而批判理学对人情的束缚。他曾讥讽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六朝拟乐府诗盛行的状况为“编抄经句,毫无意味”,故“诗教大衰”。同时他认为诗应该挣脱理教束缚,走进“情”的各个领域,所以很推崇情诗。他在《答蕺园论诗书》中的一段言论称:“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借男女之情公开与伪道学相抗衡。如《寄聪娘》:


思量海上伴朝云,走马邯郸日未曛。

刚把闲情要抛扯,远山眉黛有逢君。


聪娘是袁枚的宠妾,此诗写于袁正赴陕西任职,由于相思心切,竟把“远山眉黛”误当做心上人看待,生动细致,缠绵悱恻。


二、“诗才”论


袁枚还特别重视“笔性灵”,强调诗人有才质、气质,容易掌握诗歌的创作规律,才能以真性情感发人,创作出犹如“天籁”的诗篇。《随园诗话》第七卷载:

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有天性使然,非关学问。


袁枚认为诗式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并不是凡夫俗子可以玩赏的,有时某些没有吟过诗的人却可能是真正的诗人,而一些读书万卷、精通此词法的文人反而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当时翁方纲一派诗人崇尚汉学考据之风,“以学为诗”,袁对此批驳道:“经学深渊,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强调诗才对一个诗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性,书卷不能代替性灵,却可“欲其助我神气耳”。


袁枚在艺术创作上提出一种“天籁”的自然天成的状态,诗人对生活素材的提炼,经过不露痕迹的文字加工,形成一种自然平淡之美,认为诗“宜朴不宜巧”、“宜淡不宜浓”。同时赞同杨万里“风趣专写性灵”,认为有性灵者应该以真切的感受描绘出生动、新颖、感人的形象,如他“梧桐知秋来,叶叶自相语”、“花似有情来作别,半随风去半升堂”等诗句别致地写出自然景物的灵性,道出自己独有的审美感受与情趣。


三、“个性”论


袁枚的性灵说强调诗人的创作个性,所谓“著我”,要“独抒性灵”、“自己胸臆”,反对拟古、格调说。《随园诗话》卷十说:


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故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拟古人,何处著我。


他所谓的“独立”、“著我”并不是离开古人,而是通过学习古人,达到自成一家,诗歌的本来意旨在于抒发一己的性情。并且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要“出新意,去陈言”,风格不拘泥于一格,鼓励诗人发扬独创精神。如他在《题叶花南庶子空山独立小影》中高自己“爱独不爱同”,并劝诫其他诗人“各立一峰”。


文学史上拟古、仿古之风始终难以绝迹,考古之风在乾嘉时期更是盛行。袁枚把独创诗称为“作诗”,将拟古诗贬为“描诗”,主要批判沈德潜的“格调说”,而沈的格调说的理论正是上承明七子的复古主义主张的,他曾说:“明七子学唐,是西施之影”,人们喜欢西施却不悦于“西施之影”的。并指出“蔽千古而不知今”是学者的“大病”。袁枚曾自道其思想为“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可见他鄙视汉学的态度。


袁枚的“性灵说”顺应了时代的进步的潮流,突破程朱以来传统理学的观念,使诗歌从“仁义道德”的藩篱下解放出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强调“自我”。在他笔下诗歌不再是卖弄学问、考取功名的工具,而是用一颗性灵的“赤子之心”加上富有才华和激情的诗句,书写个人对生活的感受,见识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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