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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王安石，就不能不提的一个人就是苏轼。这两个同一时代的文学家、政治家之间有着复杂的恩怨，纠缠不断。 嘉祐六年（1061），苏轼参加制举，王安石恰好出任考官。苏轼在制策中全面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而其中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向宋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当其他考官都大赞苏轼的文采之时，王安石却斥责苏轼之文“全类战国文章”，话中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苏轼对王安石的一些行为也颇为不满，曾经在一篇祭文中公开予以讽刺。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书皇上，认为贡举之法不应当轻易改动，宋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以接见，并且想让苏轼修订中书条例。王安石却在旁竭力阻拦，并力荐别人来代替苏轼。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出的考题是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王安石认为这是在影射自己变法的事，也大为不悦。 此后一年，王安石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然而，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了一些比较保守的大臣们的反对，朝廷开始了一场新党、旧党之争。苏轼一踏入仕途就陷入了这场新旧党争。当时，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势力正处于上升的态势，但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再加上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因此苏轼可以说注定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王安石发生冲突。 尽管王安石和苏轼在政治上势不两立，但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王安石为了推行自己的新政而排斥反对派也情有可原，而且他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网罗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更让人感叹的是，后来“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陷害入狱，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政敌苏轼，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要知道，苏轼正是因为抨击新政而遭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实在难能可贵。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轼说一句话，而此时的王安石，已经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为苏轼申冤，其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其实，王安石和苏轼的矛盾也仅仅是在政治上。在文学上，他们却能够互相欣赏。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苏轼还曾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表示出自己真诚的景仰。而且苏轼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也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绝世之才。 王安石晚年退居江陵后，曾写过一首借景怀古的作品，名为《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当时以金陵怀古为题材，用《桂枝香》词调来写的词家有三十多位，只有王安石写得妙到绝顶。苏轼看了后，赞叹说：“这位老先生真是野狐精变的啊！” 王安石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他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其高洁品行令自己的政敌都钦佩不已，在当时士大夫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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