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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阅读的是周振甫译注的《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和王运熙、周铎的《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两个版本。 周振甫认为刘勰之所以要首先提出文要“本乎道”是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作品有“讹滥”之弊，他因此主张作品要用自然来纠正矫揉造作；要效法圣人的经典，“因文明道”来纠正当时重形式忽略内容的文学氛围。他还指出《原道》中不合理的地方是刘勰把自然之文和人文混淆了，以及刘勰的出发点在于为皇权服务，有一定的消极方面。王运熙先生的《原道》题解中对于刘勰把自然之道与圣人之道混合的做法提出了解释，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糅合儒、道两家之说的玄学的流行。玄学中有名教与自然合一的论题，认为儒家倡导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规范和道家鼓吹的自然之道相一致。 结合中国哲学史课程中讲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名教与自然的讨论过程，从何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到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到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由对立走向调和。郭象既承认社会制度存在的必要，又主张顺应个人性情，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而刘勰认为，远古圣王创制典则规范就是从对自然的观察和思索开始的，“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之后才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名教源于自然、名教顺应自然，因此刘勰从自然之道入手，再讲人文之道。 关于刘勰既承认文章应该文词优美，讲究声律、用韵等语言之美，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并将《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列于全书之首。他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圣人通过文章阐明自然之道，从神农氏、伏羲氏到尧、舜、禹、周文王、周公文采从质朴逐渐发展的更加华美，文词华美具有打动人心的作用，所以刘勰并不排斥语言艺术的运用。但更重要的是：“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只有内容是道，而形式是文的文辞才能真正鼓动人心。刘勰反对的不是骈体文学，而是当时的文风对艳丽文风追求到极端，但内容不够真实、缺乏美刺的功用。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是第一位的，而其内容必须符合自然之道和儒家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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