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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贡遭拒次年即洪武七年（1374年）初，高丽由海路赴京上陈情、请路、请方物仍旧、谢玺书四表，并请颁火药以抗倭。[42] 明朝方面对其辩解不予理睬，拒绝恢复贡物数量，拒绝陆路通贡，指摘其进贡礼仪之失，对其请火药事回答说：“交那里扫得五十万斛硝，将得十万斛硫黄来，这里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干将官率驾将来我看。……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但不会修合耳。恁宰相每只将这号令行将去。” [43] 高丽所提要求虽过分，但朱元璋反索要天文数字的高丽本不出产的原料，又要把对方海军调来检阅，则一副泼皮口吻，显然已无诚意。在此之前明已派人去高丽：“（恭愍王二十三年即1374年）夏四月戊申，帝遣礼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来。中书省咨曰：'钦奉圣旨：已前征进沙漠，为因路途遥远，马匹多有损坏。如今大军又征进。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匹留在新罗牧养，孳生尽多。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 [44] 此显然是无理要求，因高丽当时并不能控制耽罗，拣马何从谈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军已渐恢复元气，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军又征进”倒并非虚言。惟其年初索马，四月索火药原料及船舰，当为明摆脱战略被动局面后开始报复、欺凌高丽。 《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韩邦彦至济州，……只送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莹领诸军至耽罗，奋击，大破之，遂斩贼魁三人，传首于京。耽罗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还京师，遣密直副使金义领马三百匹送定辽卫，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谢通朝贡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还至开州站，护送官金义杀斌及其子，执密，遂奔北元。” [45] 表面上看，高丽受命后索马于耽罗，不得后兴师占领耽罗，送马至定辽都卫。似乎恭愍王决定答应明朝的无理条件，而国内亲元势力于九月发动政变，至使刚要恢复的明高丽关系再度恶化。实际上高丽早已有意进兵耽罗，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讨耽罗。[46] 《高丽史》载朱元璋回答：“其速发兵以讨。” [47] 《明实录》载，朱元璋严禁出兵：“耽罗虽有胡人部落，已听命于高丽，又别无相诱之国，何疑忌之深也？--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 [48] 两者正相反。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或为“逃寇以朕命命之，传檄可致，勿用兵。” [49] 或为“逃寇可传檄定，其罢兵。” [50] 或全同《实录》。[51] 从高丽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高丽史》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实不可信。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为明讨马而发。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今差人索马，数目巨大，由后来林、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52] 高丽借机“谢通朝贡道路”，则这三百匹马不过是高丽打开定辽城大门的筹码而已。蔡斌遇害虽在恭愍王被弑后，但杀他之人就是恭愍王指派的护送官金义。则若恭愍王不死，尽睹高丽送马内幕的林、蔡等能否到达辽阳，也实有疑问。要之，从高丽对索马的应付态度看，恭愍王在位最后几个月间仍奉行对明的防范、搪塞政策，九月的政变是加剧而非导致了明高丽关系的恶化。 总而言之，高丽以元之忠实藩国遽降明朝，其国内亲元势力尚强，南北临敌，不得不在事明同时先交残元，后结纳哈出以自固。明军登陆辽东后，高丽感到明军侵入己方势力范围，对其本土构成威胁，乃积极赴辽东观察明军形势并加强了与纳哈出的合作。明军洪武五年初在辽东开始北攻，高丽乃对明使团严加防范，两国关系首次出现裂痕。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据优势后，高丽乃暗助纳哈出摧毁了明军的战略基地。洪武五年明军大败于漠北，高丽乃对元称藩。其后高丽坚持不与明正面冲突，主动求好但绝不助明的政策，直至恭愍王被弑。明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一直与其正常往来，对于高丽的不友好举动并无激烈反应。直到牛家庄之战重创明军，明乃拒绝与高丽陆上来往，并单方面减少高丽入贡次数与贡品数量，但因大败之余而不肯完全翻脸。高丽重结北元后明拒绝其正常入贡，待国力渐渐恢复，对高丽采取了不冷静的凌逼态度，间接导致了高丽政变后两国关系的破裂。看来，明蒙间战争形势演变，尤其是明与纳哈出在辽东的攻守进退，直接影响着明、高丽间外交。明军洪武五年的失败和恢复，与在辽东的推进和挫折，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一步步恶化。 注 释： [1]《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十一月丁未条。按：高丽洪武三年始行《大明历》，此仅略言。 [2]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五月甲辰条。 [3] 《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七月乙未条。 [4] 《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5]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一《赠高丽张尚书还国序》，《四部备要》本。 [6]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辛巳条。 [7] 苎布系高丽土产，见《大明一统志》卷八九《朝鲜·土产》。后朝鲜以苎布贡明为常制，见万历《明会典》卷一零五《主客清吏司·朝贡一·东南夷上·朝鲜国》。此处献苎布于北元，当为承认宗藩关系之意。 [8] 《明太祖实录》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 [9]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 [10] 《高丽史》卷三八《恭愍王世家》三年六月辛亥朔条，十一月丁亥条。 [11] 权衡《庚申外史》卷下，《学海类编》本；《高丽史》卷四零《恭愍王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条，四月丙子朔条，八月庚戌条。 [12] 例见《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七年五月庚子条，七月甲辰条；卷四零十二年四月壬子条等。张、方与高丽通使皆十次以上。 [13]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八月乙未条。 [14] 刘佶《北巡私记》，《云窗丛刻》本。 [15]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16]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十月乙酉条谢恩表。 [17]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亲谕。同条载使臣张子温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随即有亲谕及手诏，应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18] 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记》卷十一《朝鲜》，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 [19] 张子温四月自高丽出发，（见《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条）七月底到京师，而明使臣五月方到高丽，八月初朱元璋会见张子温时，明使臣应尚未归国，所言“疑惑”应非使臣受辱之事。 [20] 徐达败报至京在五月，李文忠在六月，见《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洪武五年五月壬子，卷七四六月甲辰条。 [21]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洪武四年二月壬午条、卷六七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条。 [22] 关于明军北渡后作战情况，据拙文《明初定辽都卫与辽东卫新探》，待刊。 [23]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一九四二三引《经世大典》。《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则作“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与“沈阳等路军民总管府”。 [24] 《高丽史》卷一三零《辛 传》二年六月高家奴书信。 [25] 《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十二月丁巳条。 [26]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正月辛丑条。 [27]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十一月戊午条，卷四二之十九年二月壬午条，十二月癸酉条。 [28] 《明太祖实录》卷六六洪武四年七月末条。 [29]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三月庚戌条。 [30] 《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 [31] 《辽东志》卷五《官师志》陈玉传，《辽海丛书》本。 [32] 《明太祖实录》卷一零二洪武八年十二月末条。 [33]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年十一月乙亥条。时仅有定辽都卫，“都司”之语，定系润改。 [34]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亲谕。同条载张子温七月二十五日到京，随即有亲谕及手诏，应即七月底八月初事。 [35]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36] 《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条。 [37] 高丽使臣远赴北平打探军情，非为北元，当因明军此时由辽西出兵辽东，北平府军情仍为高丽切身之事。 [38] 《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月甲午条，《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 [39] 据拙文《论明初辽东牛家庄之战》，待刊。 [40]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七月壬子条记洪武五年十二年二十日语。 [41] 《明太祖实录》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 [42]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二年六月辛卯条，二十三年二月甲子条请路表。 [43]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三年六月壬子条。 [44] 《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世家》二十三年四月戊申条。 [45] 《明太祖实录》卷九八洪武八年三月丁卯条：“高丽国遣宗薄事崔原来告哀……言其国有金义者，奉使贡马，行至只县，遇朝使蔡斌、主事林宝周，遂杀斌而执宝周以还，罪当死。已诛义而籍其家。上疑其诈，命拘原。”《高丽史》所记应近实。 [46]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四月壬寅条。 [47] 《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世家》二十一年九月壬戌条。 [48] 《明太祖实录》卷七五洪武五年七月庚午条。 [49] 叶向高《四夷考》卷一《朝鲜考》，《宝颜堂秘笈续集》本。 [50]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一，《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一集》本。 [51] 如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本。 [52] 由《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韵引《析津志》载沈州（今沈阳）至洞仙的沿路驿站知，开州站位于东京（今辽阳）东南四百里，即今辽宁凤城。其自古以来即是辽阳至朝鲜半岛的必经之处。 作者：李新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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