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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1】鲁哀公非不欲有所作为也，非不欲国泰民安也，然而，在位二十七载，虽屡次问政于孔子及弟子，贵在闻而后能自正且躬行。人之为君、为主、为长者，孰不欲国泰民安、家和业兴，然而不问圣贤君子之道，或虽闻之而不用心于自正躬行，亦何益哉？ 《论语》于首篇《学而》称“有若”为“有子”，此篇何以径称为“有若”也？前既言哀公，则对君而言，故称其名，礼敬于君也。西伯侯之事纣也，必居仁、由义、执礼；武王之伐纣也，心在于救民，而非在于伐纣。哀公德不及王，然亦非纣。君子事君，敬而忠也。 有子学于夫子，非惟其相貌似夫子，其言亦貌似夫子。其德行虽未至于圣人之境，亦可谓知道、遵道之贤哲。哀公所问者，非问“政”也，乃问“事”也。然而，事涉家国天下，君子之答必以“政”。能“自正正人”之“事”，方可谓之“政事”。 学习《论语》此章，仅从“哀公问于有若”，即可有所得。“博学之”，谓学必以正通达上下左右也；“审问之”，谓审慎自问而不轻易放过也；“慎思之”，谓既诚且敬而入于己心也；“明辨之”，谓自我辨明是非、偏正、诚伪也；“笃行之”，谓坚守而躬行也。 学习经典，而字斟句酌，以求其义，“为学日益”也；得之于心，行之自然，不假思索，“为道日损”也。己心未正者，若“从心所欲”，必不能“不逾矩”，故须诚敬学习经典以自正也；由学而能觉，由觉而能悟，然后可以言及“为道”也。 【2】哀公问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所谓“年饥”，是五谷不熟而不能丰登也；所谓“用不足”，是国库空虚而财物不足以行其国事也；所谓“如之何”，是哀公欲知如何能使其“用”可“足”也。朱子曰：“公意盖欲加赋以足用也。”此言有所不妥。 天下之人，生来皆已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鲁哀公岂能不知“加赋”之不仁不义且不智？是故，当其“用不足”之时，其心思既在于“用足”之上，则意欲使人出一两全其美之计谋：既不必“加赋”，又可解“用不足”之患。 倘若无计可出，则或以“不得已”为借口而“加赋”，如此，则求“用足”之意蒙蔽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从而失其“仁”矣。倘若他人所出之计为“加赋”，则如借梯上楼，虽由此而导致盘剥庶民，似乎罪亦不在我矣。噫！仁心由此而失矣。 此问既在《论语》之中，则不宜以史实论之。江希张先生曰，鲁国之贫，是三桓中饱私囊，从而导致国库空虚，国用不足，非在赋税之轻重。此是江先生由此章而推演其义，非谓此章之宗旨。此章既言“年饥”，是单就歉收之年而言也。 然而，“用不足”未必单在歉收之年，虽平常之年，乃至丰收之年，未必无“用不足”之情。何也？倘若心思但在“国用”之上，而不及“民用”，则必不尚“仁义”而崇尚“利益”。“欲望”必由“利益”牵连而出，由此而后难免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欲壑难填矣。 【3】有子对曰：“盍彻乎？”其意谓“何不施行彻法？”何谓“彻法”？取其收成十分之一以为“国用”，留十分之九以为“民用”也。“彻法”源于“井田制”，然而，并非限于“井田制”。“井田制”，是天地分配之法；“彻法”，是制订税率之法。 是故，“井田制”可以采用“彻法”，但非“井田制”，亦可采用“彻法”。何以谓之“彻”？《说文解字》曰：“彻，通也。从彳（音赤），从攴（音扑），从育。”由此而言，“从彳”则可通行，“从攴”则有规矩，“从育”则无不可以由此而得以生存繁衍也。 是故，“彻法”既行，则君臣民各得其所应得，可谓通彻于上下也。“彻法”如何实行？以西周“井田制”为例，每一成年男子为一家，一家各得田地百亩，八家共耕九百亩，其中一百亩为公田，各得之一百亩为私田，通力合作而耕种收获，公田所收者悉为“国用”。 “彻法”，又称“什一税”，即取所收十分之一作为赋税。如上所述，则可谓“九分之一”为赋税矣，何以称之为“什一税”？各家又于公田各得二亩半以为农忙时之住宅，另加二亩半以为闲暇时之住宅，住宅不缴纳赋税，合计之则惟有“十分之一”为赋税。 “彻法”不仅可以用之于农夫，且可以用之于工匠、商贾，是可以通行之税法。北宋陈祥道先生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则大桀、小桀，少乎什一則大貉、小貉。”其意谓多于此者则“民用”不足，少于此者则“国用”不足。故有子以“彻法”对哀公之问。 【4】哀公闻有子之言，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其意谓：吾取十分之二意谓赋税，尚且国用不足，何以使吾减少至于十分之一也？当时，鲁哀公之税法，已可谓“什二法”，按其语意，欲再提高税率，增加税收，而有子竟告之以降低税率。 有子何以告之以“彻法”？一者，“彻法”之税率兼顾“民用”与“国用”，乃是天下中正之法。再者，“彻法”实行，则丰年与歉年所收之多寡不同，所缴纳之赋税亦因之而不同，丰年则君与民同甘，歉年则君与民共苦。此外，耕种者先公后私，且耕种与收获互助。 朱子曰：“有若请但专行彻法，欲公节用以厚民也。”此言有所未妥。何也？有子但言赋税之正道而已，而非意在进诤谏之言而使哀公“节用以厚民”。若谓“节用”，则但言减赋即可；若谓“厚民”，则宜建议“仁政”；且有子未必是哀公之臣，无诤谏之权责。 无论“加赋”或“减赋”，皆可谓计较税率之高低，亦即计较获利之多少而已，终究不合于“君子喻于义”，却如“小人喻于利”。有子之言，从“义”而言也，其“义”何在？君臣民本为一体，君子非惟为君，非惟为民，但依据“仁义”而已。 有子所言，以小人观之，必谓之迂腐之极，必以为无才无能。非圣贤君子之道不能使小人知晓，但小人蔽于利则无法知晓也。若用小人之法，则无外乎巧立名目而加赋，或不必巧立名目而加赋，前者自欺欺人，后者误君误民，虽未必出于有意，而其结果必致祸国殃民。 【5】有子再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言即行“彻法”之义所在。君主为政之道，《论语·为政》篇首章已然明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所据之“德”，即仁义礼智信也，而五常之中，以仁为本。 “彻法”之所以是天下中正之法，在于可以体现君主之“仁德”，可以落实为“仁政”。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一旦君主“以利为利”而不计于“仁义”，则虽能使庶民富裕，而难免导致民风浇薄、身心不安；至若损民利国，则必失民心。 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言但能百姓富足，则按“彻法”而君之用亦必可足；所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言若遇歉收之“饥年”，因“国用不足”而加赋，对百姓生计而言，犹如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纵能一时解除“国用不足”之患，而后却难以为继矣。 若行“彻法”，则虽遭遇歉收之“饥年”，“民用”固然不足，赋税亦因歉收而减少，“国用”亦不足，然而，君主不因“国用不足”而加赋，则不至于虐民害物、失去民心。以“仁心”而行“仁政”，则非惟不失民心，且可获信于民，民亦可立其信。 有子此言，虽不可谓之错，然后，亦可谓貌似夫子之言，实则尚有不及。何也？从“百姓足不足”与“君足不足”而言，亦有从利害计较之嫌。若是发乎“仁德”而行“仁政”，则惟有“仁义”而已，不必言及“足不足”矣。为“国用足”而行“彻法”，亦貌似“仁政”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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