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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倥偬，我与从经先生订交逾半个世纪了。是什么维持了我们的友谊呢？那就是我们共同的爱好——书。 ——姜德明 从经先生的“五书主义” 起初，他刚跨出大学的校门，就开始向我编辑的副刊投稿，他严谨的探索精神和清新的文字表达吸引了我的注意，遂连续发了他好几篇稿子。要知道彼时的园地不多，而《人民日报》副刊是一个全国注目的平台，许多老作家也竞相冀望于此亮一亮相。而他作为一个20岁左右的小青年，能在中央党报的副刊上连续发文章，也许对他有所激励。开始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后来则是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友谊绵远流长，鱼雁往还不断。 从经在他的书里写过这样一段话：“自己大半生也确乎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念书、编书、教书、藏书、写书，一个‘书’字足以道尽我人生旅途的跋涉、辛苦与追求。”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五个“书”字足以概括他的一生。在我们订交后悠长的岁月中，他已从潇洒俊朗的少年慢慢变成满头华发的学者，然而他爱书之心始终未变。有一个相熟的评论家也曾写道：“爱书成癖，猎书类痴，藏书似狂，赏书如醉，庶几可以形容胡氏与书之痴迷狂谵，恰如宋代诗人尤袤所云：‘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愤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这是知己者言，我亦有同感。从经确乎对书有着深挚的爱，数十年如一日不懈的读书、编书、教书、藏书、写书，大半生乐此不疲，没有这份执着是很难坚持的。故而戏称为从经先生的“五书主义”，作为一个朋友与同道的喝彩与共鸣。    “未名丛刊” 从经称我为“亦师亦友的德明先生”，称师不敢当，但我确是一直关注他的成长与发展，过去也曾与同样欣赏他的唐弢、阿英、新波诸先生谈论他，为他取得的成绩而欣喜。就我与从经熟悉的程度，谈一点对他藏书的看法。 首先，从经的藏书有的放矢，是为他的研究方向与课题服务，真可谓八方求索，锐意穷搜。从经尝说秉有其乡前贤胡适的“历史癖”与“考据癖”，重视实证研究的方法，强调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力图填补学术领域的或一空白。 从经以鲁迅研究为帜志，要想突破前人研究的樊篱，必须先从广泛的占有资料入手。故他对鲁迅的著译、编校、序跋书蒐集得林林总总，就个人庋藏鲁迅研究资料之丰赡，全国无出其右者。其所藏鲁迅著译，绝大多数是初版书，而且注意书品的精良，有的甚至焕然如新。旧书可遇而不可求，就中耗费多少时间精力可以想见。例如鲁迅《呐喊》新潮社初版本十分难得，他寻访多年才如愿。又如晚清出版的周氏昆仲合译的《红星佚史》甚不经见，他也多方搜寻方得手。另外鲁迅编校、序跋书，太多为当时的禁书，因而传世甚渺，他耗时多年而一一搜罗完备，这是非常难得的。他珍藏的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现代文艺丛书”“奴隶丛书”“文艺连丛”等早已成难得一见的新文学珍本，连大型图书馆都未必入藏。正是如此坚实的史料基础，他才写得出别出机杼的《柘园草》，以及彰显鲁迅培养文化新军不朽业绩的《鲁迅与中国新文化》（40万言，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艺连丛” 倡导木刻运动也是鲁迅培育文化新军的战略的一部分，从经蒐集的版画运动资料亦令人惊叹。数十种版画集与刊物皆难得寓目。如刘岘的《〈阿Q正传〉画集》，1930年代仅手拓100本，连作者自己都佚失无存，很可能已成天壤间的“孤本”。还有不少战时的木刻亦经战火燔灭应存世甚少，赖此得以保存。 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也是从经专注的研究课题，为此他蒐集大量的左翼文学作品与刊物，为研究作了丰实而充足的准备。从浩如烟海的书刊卷帙发掘了许多为左翼文学贡献心力乃至生命的作家的佚作佚文，诸如为叶紫编纂了最为完备的《叶紫文集》，东平、天虚、刘一梦、冯宪章、罗黑芷、顾仲起、潘漠华、韩起、征军、胡洛、温流等几乎被遗忘的左翼作家的业绩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从经有关中国左翼文学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他的不久将出版的新书《爝火集》内，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 从经曾主持过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卅年文学研究”，他于此方面用力甚勤，许多新论述也建筑于新史料的发掘上。譬如他所发现沈从文在武汉大学讲授新文学课的讲义《中国新文学》，就是中国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的重要文献（另一位是在清华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朱自清）；又如他所发现的《声色》杂志为《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所不载，而这本从未著录的新月社刊物，其中不仅刊有徐志摩的绝笔之作（佚文），而且纠正了一件文学史上的公案，即瞿秋白在《猫样的温文》中批判的色情诗作并非徐志摩而是邵洵美所作。     “乌合丛刊” 《中国文学期刊史》的撰述，一直是从经的夙愿，为此他蒐集了一千多种近现代文学期刊，很多均未见著录。 再如中国小说史虽是20世纪的显学，但它的学术史却阙如，从经耗时20年的积累，完成了《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的撰述，被前辈学人论为“开山之作”。从此书的注释及引用书目可以看到，他搜罗汇集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所有小说史的论著和有关论文，这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的。 其他，晚清儿童文学的研究，香港文学史的研究，从经无一不是耗费巨大精力作资料准备，《晚清儿童文学钩沉》《香港近现代文学书目（1940-1950）》就是证明。 所以我说，从经辑佚钩玄的藏书活动，都是为他的研究服务的。 从经以鲁迅研究为帜志，要想突破前人研究的樊篱，必须先从广泛的占有资料入手。故他对鲁迅的著译、编校、序跋书蒐集得林林总总，就个人庋藏鲁迅研究资料之丰赡，全国无出其右者。 其次，丛经在他的觅书过程中，凭借其久蓄的学养与功力，显幽烛微，独具慧眼，常有意外的收获。我听上海朋友开玩笑地说，大家都不愿意同从经去旧书店买书，因为他像游隼一样在邺架间巡视一番，很快将好书悉数挑出，谁都没有他的动作快。据说他曾因公去桂林三次，却从未去阳朔一游，公干之余就跑旧书店乃至废品收购站，搜购抗战时期的土纸出版物。另据日本汉学家丸山昇在为从经《鲁迅与中国新文化》所做《序言》言，东京大学请他去讲学，他甫到东京的第一天就跑到神田町书店一条街去了！正是由于这种迹近狂热的探索精神，他找遍了东京百多家旧书店，竟让他寻觅到中土无存的李叔同于1906年在东京出版的《音乐小杂志》、革命党人戢翼翚所译的《俄国情史》（中国第一本俄国文学译作，1903年在东京出版），以及左联东京分盟所编印的多种期刊和鲁迅据以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全套日译原本。正由于他具有求知的渴望，探索的激情，伴以锲而不舍的韧劲，所以往往淘到珍本，例如还在大学时代，他一头扎进上海静安寺一家旧书店费时两小时，竟然找到叶圣陶书赠戴望舒的《倪焕之》，其欣喜当然无可名状。他在杭州旧书摊居然可以淘到柔石的处女作《疯人》，书中居然还夹有一页作者的手稿，他常笑说是柔石保佑他找到的，后专门写了三万言的论文《不倦的追索者——柔石文学轨迹初揆》以报之。 再次，从经虽然猎书似狂，惜书如命，但并不把书私密深藏，而是乐意提供给前辈和侪辈的朋友所用。据我所知，有许多学者都到过柘园看书、借书，诸如田仲济、陈则光、钱谷融、任钧、孙玉石、陆耀东、李欧梵、伊藤虎丸、藤井省三、朴宰雨、黄新波、葛浩文、尉天骢等，还戏称“柘园”为“徐家汇第二藏书楼”。唐弢先生的藏书有相当一部分是托从经在上海代购的，还有若干是从经奉赠，如《中国藏书家考略》《陶元庆的出品》《革命的艺术》（柯仲平著）等，都比较稀见。还有一些老作家、老学者、老画家要出自己集子，早期作品难觅，都找从经协助，他也乐于帮忙。像王元化、陈残云、黄新波、石凌鹤、林遐等都给从经“下达”过这样的任务。 从经为人谦和诚笃，与老一辈的学人、作家的关系都很融洽，他们亦乐于与这位口讷而勤勉的读书人交往。从经因此收藏前辈作家的签名本也较多，诸如茅盾、巴金、冰心、夏衍、曹靖华、辛笛、沙汀、赵景深、唐弢、施蛰存、吴组缃、金庸、季羡林、饶宗颐、冯其庸、李一氓、周建人、刘以鬯、曾敏之、罗孚、萧乾等都有，这都是弥足珍贵的。 我在主编《当代书话丛书》时，也请从经编选了一册《胡从经书话》，他的书话资料翔实、文笔清丽，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他自言志在追慕阿英、唐弢的风格，力求书话“既有学术性的论辩，又有絮语式的抒情”，也是基本上达到的。他还说：“每当细雨潇潇的薄暮，抑或一灯荧然的午夜，手持一卷，舒目浏览，陶然与智者的汩汩文思之中，笑傲于愚者的滔滔梦呓之上，岂非人间至美至乐之事乎？！”希望他永远保持这种达观向上的心态，为大家写出更好的文章和著作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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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星河岁月 > 《读书藏书，书人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