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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精选 邂逅典籍｜我对《永乐大典》的眷恋 邂逅一词的本义，原指不在意料之中的相遇。 我与珍贵典籍的相遇大多都是属于这种非意料中的邂逅。鉴于工作因缘，通常的习惯是“客随主便”，对方提供哪一部，我便与它邂逅了。 而每一瞬间的邂逅，总能激起我的情感波澜，无论是喜是悲，都令我久久眷念。 在民间的遭遇 大 那是本世纪的头一个夏日，在国图善本部，研究馆员王玉良、赵前，将一册《永乐大典》小心翼翼地放在我面前。事先我已获悉，《永乐大典》列入纪录片《国宝背后的故事》系列选题之中，因为它享有“镇馆”之宝的盛誉。对这次邂逅我一直怀着好奇，还有点紧张。 《永乐大典》的规模是惊人的。全套有11095册，22877卷，总字数达到三亿七千万。而且比法国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足足早了300多年。 放在眼前的这一册，已经过精心修复。当王玉良一页页翻开，给我简要介绍时，我见到它屡遭破坏的痕迹，一丝“撕心裂肺”的疼痛盘绕心头…… 那是发生在山东的往事。老姑奶奶出嫁时，从娘家拿了这本大书，用于夹放剪纸的花样，这一放就是整整70年。 其间，孩子写字没有纸，剪下了内文的天头、地脚； 成人烟瘾来了，顺手撕下一片纸，卷着烟叶烧了； 遇上收买古玩的商人，不论价钱多寡扔出手了…… 他们剪的、撕的、烧的、扔的，仅仅是纸吗？我失语了。 流落在孔孟家乡的这册《永乐大典》，有幸邂逅了王玉良。王老师身为国图善本部的专家，有机会见过大量珍贵古籍，具有丰富的鉴定经验。每次出外鉴定，都少不了此类邂逅的情形。而我由衷地钦佩他的学养，致使这一册流落民间的《永乐大典》，回到国家手中获得了新生。 此后我又获悉他在山西，为国家图书馆接收了冯姓民间人士的两册《赵城金藏》。我感悟到，邂逅的果实是为有心人准备的。 失窃记 大典 在纪录片拍摄中，有了另一次邂逅，那是我采访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张忱石。他撰写的《〈永乐大典〉史话》在我案头放着，我请他从宏观视角，讲述“大典”流传的辛酸史。 印象最深刻的是，使用与保管“大典”的清宫官吏“监守自盗”，劣迹斑斑。一桩桩丑闻令我“瞠目结舌”。 顺治帝常将“大典”放在身边阅览。皇帝拿书归不归还，是无人过问的。时间一久，皇帝身边的人就有了可乘之机。以至于到乾隆帝修纂《四库全书》时，要从“大典”中辑录，才发现缺失了2000多卷，尚存9677册，至咸丰末年剩下的便只有900册了。这其中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曾有一个叫黄寿龄的官员，在宫中一次拿了6本“大典”回家，夜晚有小偷光顾他家，顺手牵羊把“大典”盗走了。黄寿龄报告官府，官府下令通缉，小偷惧怕风声太紧，便把“大典”放在了护城河边。 “十不存一”的“大典”，大多被内贼窃走了，而这些内贼居然是天天在宫中的翰林。翰林偷书往往选择冬天，早晨进宫时有意把棉背心叠成似两册“大典”模样的包，背在身上。离宫时却将两册“大典”藏在包里，而将棉背心穿在了身上。掉包之计，每次两册，积少成多，大学士文廷式就盗窃了100多册。 有部分“大典”毁于战火。据传，“大典”从皇史宬转移到东交民巷翰林院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此发生激战，原存“大典”的敬一亭被毁。竟有人拿“大典”来铺路，也有人用来垫马槽，事后，一个叫刘葆贞的人，先后从马槽下取出“大典”达几十册。八国联军官兵不识中国字，只觉得书很漂亮，遂将“大典”当战利品带出国门了。 无论是皇家失控，还是战乱人祸，遭殃的都是文化。这些盗书的翰林为何斯文扫地，谁来解开这个疑团？ 正本去了哪里 大 典 追溯“大典”的沧桑，更大的谜团是正本的去向。 张忱石告诉我：自明永乐帝主持编纂“大典”，从宫廷与民间搜集珍本上万，后经审定，命名为《永乐大典》并亲笔写序，称此书：“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搏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 因原著不雅观、不规范，朝廷即在全国征聘书法高手，按规定的格式和字体将入选“大典”的书籍全部抄正一遍，这就是后来全部失踪的正本。 正本在宫里传到嘉靖三十六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皇宫大量建筑与财物，《永乐大典》险些遭毁。夜不能眠的嘉靖帝连下三道圣旨，要求确保“大典”完好无损。嘉靖帝非常害怕祖宗宝物毁在自己手上，再下诏原原本本重抄一部“大典”，严格考核录用了109人，足足花了五年时间。 嘉靖帝特别强调：重抄后的两部“大典”要分藏两处，正本存文渊阁，副本藏皇史宬。话音刚落，嘉靖帝离开了人世，“大典”的正本也无影无踪了。 明清以来有过种种猜测。清朝学者缪荃孙认为正本毁于清代乾清宫大火；现代郭沫若先生提出明亡之际被李自成烧了；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的看法，是正本没丢，应在皇史宬的夹墙里；也有人猜测正本葬于明十三陵中的定陵。 张忱石也提出了殉葬说。他主持“大典”的搜集、影印和出版项目，长达几十年。他的理由之一，嘉靖帝生前非常爱看“大典”；理由之二，“大典”为什么由他重录，重录后正本却不见了，十分可疑；理由之三，古人有以书殉葬的习俗。 然而，副本重录完毕之前，嘉靖帝已去世了几个月，存有时间上的破绽。 这个谜团只能留给考古学家日后去发现、证实了。 令我不断欣喜 邂 逅 据不完全统计，“大典”有200多册集藏在国家图书馆，而散在域外与民间的“大典”也有200多册。 余生也晚，无缘聆听张元济先生的教诲，他是我不能不提的先贤。 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先后购入21册“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元济向商务印书馆提议，把21册“大典”捐给国家图书馆。在“大典”启运北京的前夕，晚年的张元济先生躺在病床上，一册一册摩挲披阅自己钟爱的“大典”，向多年相伴的“大典”告别。这批“大典”运到北京后，惜张元济先生在上海逝世。 2017年春，我在编辑《古籍今传》时，听说十年前一位加拿大华人袁女士，将家传的“大典”带到上海。凑巧的是，她的老邻居是故宫研究院研究员施安昌，当时施安昌正与杨成凯、程有庆、孟宪钧一行，在上海督导古籍保护事宜，于是四人集体邂逅了袁女士持有的一册“大典”。当晚，四位专家审慎地向国家图书馆作了汇报，后经国家文物局组织更多专家的鉴定，接受了袁女士的捐赠。 我专题采访了国家图书馆程有庆研究馆员，他介绍说：事前不敢相信会有真本的“大典”面世，在鉴定样式、用纸、印章、字体后，又连夜电请老父亲程毅中帮助查核相关存藏资讯。他还特别表示：袁女士的人品素质都很好，她只希望好东西能让更多人看到，归公家收藏更好！ 虽然我未能身临此次邂逅，但听了当事人的叙述也深为感动，但愿似张元济先生和袁女士的爱书精神，激励当今正在参与“文化强国”的千千万万后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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