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基永：最爱有温度的稿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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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基永

70后，青年收藏家、广东文献研究者、专栏作家、书画家、古典文献学博士……在梁基永的这些头衔中，我们更关注“收藏家”和“文献研究者”，他的藏书“以广东地方文献与名家稿本校抄本为主要特色”。他说自己是幸运的，20出头即得名师指点，而偏爱稿抄本则是觉得它更加有温度。

名师指点，曲径通幽

还在读书的时候，梁基永就对古籍文献很感兴趣，并有意识地买了一些，但当时的专业知识不足，他就经常阅读和学习《文史知识》，而真正让他开始痴迷藏书，是因为他结识了李曲斋。

梁基永所说的李曲斋老师，是清代大藏书家李文田的孙子。李文田故居广州，他的泰华楼乃广州目前唯一保存的私人藏书楼。梁基永常在这里跟随李曲斋学习书法、诗词、掌故等，“李曲斋老师学识渊博，上课更是不拘一格，很多方面都有涉猎，我常常在去过藏书楼后，回家还要整理李曲斋老师所述笔记”。20岁出头，即有缘得名师指点，并常常往来于藏书大家故居与藏书楼，在藏书楼安静古朴的氛围里听一位老人家讲旧书、旧事，梁基永无疑是幸运的，而这份幸运也促使他对古籍文献与藏书文化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

著名藏书家、古文献版本学家王贵忱先生。

著名藏书家、古文献版本学家王贵忱对梁基永在文献收藏方面的影响和指导，更是悉心备至。“我从1998年到现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跟随王贵忱老师学习，经常出外、开会等，得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多，可以说我的文献版本专业知识都来自于他的教导。”王贵忱先生严谨求实、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也深深影响了梁基永：“拥有第一手资料，在研究上就比较事半功倍，这是古今中外大部分学者都做不到的，让我觉得非常钦佩。”在王贵忱的影响下，经过十几年，梁基永有意识地收藏了很多孤本文献。

梁基永留心广东古籍的收藏研究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一直对王贵忱先生当初对他的教诲铭记在心并深深感激。王贵忱曾告诉他，“当年周叔弢先生跟我说，我们的条件和他们不一样，他们玩宋元版的，我从明清入手就对了。我们那时候还能玩明清版本，你现在又不一样了，你的长处是对广东的地方文献很熟，专攻这个没错。”正是得益于王贵忱的指点，梁基永从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他从世界各地搜集到不少广东地方文献，像广东印谱系列的收藏数量就在全国首屈一指，目前已经捐赠给广州图书馆予以保管。

好古敏求，心仪稿抄本

在古籍收藏中，梁基永更偏爱稿抄本，至今收藏有三十几种明清稿抄本。在他看来，比起刻本，稿抄本是有温度的，“能体会到当时的人一笔一画写上去的感觉”。稿抄校本由于有人手书写的特性，因此存世特少，相比起普通古籍而言，收集难度较大，对于收藏者的学术要求更高。“我收藏的五种明代稿抄本中，有四种是孤本。其中，高斗枢抄本《蚕瓮集》的获得，极有故事性，特别考验专业知识。”梁基永告诉记者。

梁基永收藏的《蚕瓮集》，是他在北京一次拍卖会上以几千元的价格拍到的。“当时在拍卖会上就是一本非常不起眼的抄本，密密麻麻的都是诗，我打开一看，第一页就是一位陈姓名人的传记，这个人与高斗枢是同乡，都是宁波人，拍卖行就把这本集子当成了陈姓人的著作。但我凭借自己了解的知识，觉得抄本上第一页就是自己传记的情况很少见，细读之下更发现，此传应该是集子的作者为陈姓人所写，当然作者另有其人。”梁基永介绍说，当时时间有限，可作比对的文献也没有，就先买了下来。回去以后，他在此集子上发现很多有关郧阳的文字，就又从官员的年表上一点一点比对，最后发现这应该是大家以为早失传的高斗枢《蚕瓮集》的一个抄本。高斗枢是晚明时的一个忠烈，他曾经在李自成起义时，带领军队死守湖北郧阳三年，到最后，朝廷都以为勋阳已经沦陷了，也已经不派官到那里了，把那儿看成了“敌占区”。没想到三年后，高斗枢却指挥人冲出包围圈，向朝廷请求地方官员替补人选，让人倍感惊奇，可以说是晚明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高斗枢写的一些文章后来还收录到中学的课本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的《蚕瓮集》，从清代以来就没有人见过，大家只是从著录上知道有这样一本文集。”《蚕瓮集》的获得可以说是利用自己的知识捡了一个大漏儿。“我不喜欢用‘捡漏儿’这个词是觉得它很功利，很多人把它看成是去地摊上暴发致富的一个捷径，实际上现在早就没有漏儿可捡了，但我觉得在知识上、文献上的漏儿依然是很重要的，要去发掘它背后的文化价值。”梁基永认为，所谓“捡漏儿”要靠自身的学识，而捡的漏儿更应是文献上空白。“就像这本集子，它从经济上来说有多大价值我不好说，但文献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它里边提到的诗和一些事迹，足以令我们在晚明的历史上填补不少空白，我觉得才是捡漏儿所在”。

收藏文献、收藏古籍，需要有“好古敏求”的劲头。让梁基永骄傲的是，有不少文献藏书甚至孤本是他通过自己的辨别力得到的，“因为辨别文献首先要有一种敏感，而这种敏感是建立在深厚的专业知识上的。”梁基永说。

致力收藏，重在分享

“我收藏的这些本子，在我有生之年是不会转手的，如果有合适的条件，也一定会为它们找一个好的归宿，比如图书馆。我一直有一种理念，应该让它们‘化身千百’。”梁基永说。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组织出版的《清代稿钞本丛刊》，梁基永提供了自己收藏的几种孤本影印出版。在此前，他也曾自费影印出版自己收藏的好版本，包括《肄雅堂诗稿》以及《觉庵诗存》等，都用作赠送各地图书馆和同好欣赏研究，“作为同样是一个写诗、写文章的人，我能够理解古人一辈子的心血就在这两三册书中。他们在世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不能印行，现在能够刊印出，是很好的事情。”梁基永说。

2015年，《丹墨琳琅--梁氏仪清室藏明清稿钞校本特展》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展出。

现在有不少出版社主动与他联系，希望影印出版一些重要的稿抄本。“我觉得这些书既然到了我的手中，我就有一种使命感，要化身千百，起码也是让他们在后世不会失传”。

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将稀缺的文献保护和发扬是梁基永藏书所追求的最大意义。“我藏书不一定是宋元本或者内府刻本，很多书也很珍贵，如乾隆内府刻本很漂亮，极具文艺价值和市场价值，但从文献学上来说，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梁基永说：“我买书是用来看的，所以首先看重的是它的文化价值。而坚持做展览和著述，则是为了以一化百，用王贵忱老师的话来说，做这些事情是有福报的。”

梁基永将自己的藏书室取名“仪清室”，他说，自己不但心仪清代文献研究，更在各种“文化”喧嚣的当下，心仪那一份难得的“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