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帛方书的编写体例、条文格式和方剂命名法
（1）、秦汉方书比较有代表性的编写体例大概主要是一病多方的归集型，即一类病症下收集罗列各种相关的方剂，如抄写的年代约在秦汉之间的《五十二病方》就是分列52类病症，每一类下罗列各种治疗方法；有的还有分型及具体治法，如“癃病”下，就罗列27种治疗方法，其中还专门有膏癃、石癃、血癃、女子癃的具体治法。这种编写体例后来成为方书主流传统。
“以脉统病”或“以脉类病”是战国末期到前汉时期经脉砭灸医家的医学传统，马王堆《足臂经》、《阴阳经》在叙述每一脉循行线路后即以“其病”或“是动病”及“所产病”来罗列本脉有关的病侯。《灵枢.经脉》与之类似。有关研究表明，早期“以脉统病”的经脉病候排列顺序大多是与脉的循行路径次序相同的，而后来的医家则喜欢将其时代各种经脉学说中相同经脉的病候综合起来，经脉病候的排列顺序也不讲究了。
两汉之交，史书记载的
“经方十一家”：《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等应该也是这种一病多方的归集型编写体例（参见《汉书·艺文志·方技略》）。
东汉末年的《伤寒论》，其实也是类似的编写体例，主要分成六类病，每一类下又针对不同的具体病状，给于不同的方剂或其他治疗法。但其编写体例却可能与经脉砭灸医家“以脉统病”的医学传统有关。
东晋葛洪《肘后方》也属于这种编写体例。
（2）、关于秦汉方书的基本条文格式。主要是“病名（或病状）+治法”或者“病名+病状+治法”的格式。后者属于交代更详细的升级进化版条文。条文内容主要包括“治什么”、“怎么治”这两个基本要素。
如《关沮周家台秦简医方》：“瘕者，燔剑若有方之端，淬（焠）之醇酒中。女子二七，男子七以饮之，已。”“温病不汗者，以醇酒渍布，饮之。”等。
《五十二病方》中最多见的是“病名（或病状）+治法”。
如：“伤胫（痉）者，择薤一把，以淳酒半斗煮沸，饮之，即温衣夹坐四旁（穿厚衣服坐在火堆旁），汗出到足，乃已。”《病方》中另有部分是“病名+病状+治法”，如痉者；婴儿瘈者；冥（螟）病方；种（肿）橐者；牡痔；朐痒等；都是病名起头，然后具体描述病状，最后给出具体治疗方药或其他治疗方法。如：“冥（螟）者，虫，所啮穿者□（螟病是螟虫咬穿人的各种组织所致），其所发毋恒处（其发病无固定所在），或在鼻，或在口旁，或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抉（缺）指断。治之，以……”。
武威《治百病方》条文，主要是“病状+治法”（主要是散、丸、膏）；不过其“病状”以方剂名称“治……方”的形式出现，如：“治久咳上氣，喉中如百虫鳴狀，三十歲以上方：茈胡、桔梗、蜀椒各二分，桂、烏喙、姜各一分。凡六物，皆冶合和丸白蜜，大如櫻桃。晝夜含三丸，稍咽之甚良。”也有类似“病名+病状+治法”的格式，如：“治東海白水侯所奏方，治男子有七疾及七傷。何謂七傷？一曰陰寒，二日陰痿，三曰陰衰，四曰橐下濕而養、黃汁出、辛痛，五曰小便有餘，六曰莖中痛如淋狀，七曰精自出。空居獨怒，臨事不起，起死玉門中，意常欲得婦人，日甚者更而苔（？）輕重時腹中痛，下溺膀胱，此病名曰〔內傷〕。□桔梗十分，牛膝、續斷、防風、遠志、杜仲、赤石脂、山朱臾、柏實各四分，肉蓯蓉、天雄、署與、?……□□〔凡十〕五物皆并冶〔合〕□……”
《素问》中也有类似“病名+病状+治法”的格式，如《素问·病能论》说：“有病身热解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风。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
《伤寒论》中的条文格式很多其实也是“病名+病状+治法”的格式，先是“某某病”，然后描述病状，有时兼做一些病理分析，最后给出方剂。从尚启东《华佗考》看，华佗治伤寒方的条文格式与《伤寒论》类似，不过起头多是“治伤寒”而不是“某某病”。华佗的医书条文格式好以一个名词起头，如《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其条文多以“病人，”或“某病，”起头；《诊三部脉虚实诀死生》的条文大多以“三部脉，”起头；这种条文格式应该是东汉后期流行的医书条文格式。
葛洪《肘后方》基本也是以上两种条文格式。
（3）、秦汉方剂命名法。
最早期的医方大概是无方名的，医方的写法比较随意。
成书年代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万物》，其比较完整的医方条文：
已癃以石韋與燕矢也
石番之令溺不遺也
梓根汁可為堅體也
貝母已寒熱也
百鼠矢已心痛也
燔牡蠣止氣臾（郁）也
商陸羊頭之已鼓脹也
蠶卵之可以免裂也
魚與黃土之已痔也．蜱蛸杏核之已癰耳也
理石茱萸可以損勞也
以上其实有点象本草书的写法，但“治什么”、“怎么治”这两个基本要素都具备了。《万物》不算是医书，更象是早期博物著作。
《关沮周家台秦简医方》：
简312：取车前草实，以三指撮，入酒若粥中，饮之，下气。
简313：以正月取桃蠹屎（桃木中虫屎）少半升，置醇酒中，温，饮之，令人不惮病。
简314：取新乳狗子，尽煮之，即沐，取一匕以？沐，长发。
这类条文无方名，但条文最后说明方效。
最早的方剂名称是“方效型”方名，这类方剂名称中早期并不注明剂型。具体形式多是“已……方”或“治……方”。这种方剂名称应该是由方书条文中的病名、病状描述转化而来。
如《关沮周家台秦简医方》中有“去黑子方”、“治痿病”、“已龋方”、“已鼠方”、“肥牛”。
《张家界市古人堤出土简牍》："治赤谷（？）方"。
《五十二病方》中有“以刃伤”、“止血出者”、“令伤者毋痛，毋血出”、“令伤毋般（瘢痕）”、“令金伤毋痛方”、“犬所啮，令毋痛及易瘳方”、“治颓初发”、“去故般（瘢）”、“治胻膫”等。
大约公元前后几十年，两汉之交时期的《武威治百病方》、《居延漢簡醫方》、《敦煌漢簡醫方》中以方效型方名“治……方”最常见。如：《武威治百病方》有“治傷寒逐風方”、“治金瘡腸出方”、“治目痛方”、“治心腹大積，上下行如虫狀大痛方”等；《居延漢簡醫方》有“治馬咳涕出方”、“治除熱方”等；
《敦煌漢簡醫方》有“治馬傷水方”、“治久欬（咳）逆胸、痹痿痹、止瀉、心腹久積、傷寒方”等；
在《武威治百病方》中，早期的“方效+剂型”的方名开始出现
，如“治百病膏藥方”、“治久咳逆上氣湯方”、“治婦人膏藥方”等。但还晚于《仓公医案》中的下气汤、柔汤等。
公元前后、两汉之交时期的方书中还常出现以出方人冠名的方剂名称，如《武威治百病方》中有“治魯氏青行解解腹方”、“白水侯所奏治男子有七疾方”、还有冠名在在方后的：如“呂功君方”、“公孫君方”等。《敦煌漢医簡》一方后也注有“漕孝甯方”。这种冠名方交代了方剂的来源，大概是为突出方剂的可靠性、效验性。当时大概比较流行这种名医冠名的方剂和方书。王充（公元27—约97）《论衡。须颂篇》反映了这种情况：“今方板（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如果没有著作者的姓名和来源），见者忽然（不重视），不卸（御—用）服也。如题曰甲甲某子之方（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尝试过很有疗效），人争刻写，以为珍秘”。这也说明了东汉时期医学繁盛，名医很多。
西汉《仓公医案》（公元前176年前后）中，很多医案并不提及方剂名称，提及方剂名称的也以“方效型”方名为多，如：下气汤、柔汤。至于火齐汤、火齐米汁、液汤火齐、火齐粥之类，尽管目前无法确切明了“火齐”的含义，学者一般以为“火齐”是指适当的火候，但从推理角度看，“火齐”这个方名未必是指火候，也可能是指一种方效，大概是温通效用，而剂型米汁、粥之类则是取其滑通之义。
今本《素问》、《灵枢》中提及的方剂，大多也是没有方剂名称的，这类章节的写作年代应该是比较古老的。《素问·腹中论》的“鸡矢醴”、《灵枢·邪客》的“半夏汤”却不是方效型的名称，而是“主药+剂型”的结构。这种方名结构在西汉应该还是少见的，东汉才多见，西汉《仓公医案》只见
“半夏丸”、“
苦参汤”（此非内服）。至于《素问遗篇·刺法论》中的“小金丹方”，
涉及炼丹术，用“辰砂”、“紫金”（金箔？）、“盒子”（宋人用词，宋前多用“合子”），应该是后人所加（怀疑为唐宋时代）。
《列仙传》中提到黄帝时的马医马师皇用“甘草汤”为龙治病，《列仙传》旧提刘向作，余嘉锡认为是东汉明帝（28—75年）以后顺帝（115年—144年）以前人作，盛行东汉。所以其中提到的“甘草汤”大概反映的是东汉的医方情况。
东汉后期，方剂名称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变，“主药+剂型”的方名结构成为了主流。这从华佗方和仲景方就可以看出。
从尚启东《华佗考》看，华佗方的方名已经以“主药+剂型”结构为主了，如藜芦丸、小豆瓜蒂散、鸡子汤、甘遂汤、竹叶汤、橘皮汤、虎骨膏、龙牙散、狸骨散、羊脂丸、乌头丸、大麝香丸、葶苈犬血散、木占斯散、常山桂心丸等；但华佗方方名还留有“方效型”向“主药型”的过渡痕迹，因为华佗方方名还有很多属于“方效型”的，如解肌散、度瘴散、发汗雪煎、转下方、发汗神丹丸、发汗六物清散、探吐猪苓散等；另外，华佗方还有“治……方”这种比较原始的方名，如“治大病差后，多虚汗，及眠中流汗方”、“治老小不利，柴立不能食，食不化，入口即出，命在旦夕，久利，神验方”。
汉末张仲景医方名称基本都是“主药+剂型”的“主药型”结构了。“方效型”的方名不多，有“建中汤”、“承气汤”、“泻心汤”、“下淤血汤”、“（大小）陷胸汤（丸）”、“排脓散（汤）”、“理中汤（丸）”、“温经汤”等，“（大小）青龙汤”、“白虎汤”、“真武汤”也算是形象化的“方效型”方名；至于“奔豚汤”、“头风摩散”、“四逆汤（散）”这类“病名型”的方名，实质也是“治某某病状方”的意思，也应属于原始的“方效型”方名，不过来源可能比较古老而已。华佗方中也有这类原始的“方效型”
方名，如“五注丸”、 “五嗽丸”等。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方剂名称由“方效型”为主流在东汉后期转变成“主药型”为主流呢？这大概是东汉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疾病研究的深化，病症分型细化带来的结果，且有些传统名方大概也扩展了其治疗范围。方效型方名不太能适应这种变化。如“承气汤”、“泻心汤”、
“四逆汤”为了适应这种细致的变化，派生出很多种变形方剂，就需要在原本主名称前增加缀词来加以区别。由于一病多方，使用“方效型”的方名也不便于各自区分及表达交流，如秦汉时代应该有多种“下气汤”存在，如果某医家只说“下气汤”，听者大概难以搞清其所说的到底是哪种“下气汤”。至于“
治……方”这类“方效型”方名，就太复杂累赘了，更不便于交流讨论。“主药型”（或称药物型）方名就容易对方剂进行细微的区分，也比较简洁，便于交流讨论。这是适应当时医学发展的时代需要的。另外，东汉后期“药物型”方名的大量出现，大概也跟当时本草医书的出现传布有关。医家对各种本草药性的熟悉也使之大略能见方知效用，一方稍变而能多效的拓展应用也不宜使用“方效型”的方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