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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逝世30周年 1893年10月18日— 1988年6月23日 30年前的6月23日，梁漱溟先生这个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寻取人生意义、用慧黠的心灵探求过人心慧洁的老人，走完了近一个世纪（1893-1988）的人生颠簸。而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梁漱溟先生就给自己作了“恰如其分”的总结：“他是一个有思想，而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中国文化要义》第5页） “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使梁漱溟先生有着不同于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而又独特的生活道路（汪东林：《梁漱溟答问录》第30页）。他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的解答：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对人生的真切追求与思考，使他从近代西方的功利派思想折返到印度的出世思想，最后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人心与人生》第73页），成为新儒家的始作俑者；他对中国问题的关切，使他参加辛亥革命，进北大教书，从事乡村建设，而后为抗日战争和国内和平奔走，成为改造社会的实践家。他在对自身人生的反思中砥砺思想，熔铸学问，而又用切身的思想诉诸行止，贯穿于行动之中。他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在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做教授；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 
然而不管是作为思想家还是实践家，不管他默默无闻、被社会遗忘还是暴得大名之时，不管他探求人生真义，还是他为解决中国问题所进行的迫切思考，梁漱溟先生对宗教总是有着深沉的意蕴与祈向，力图透过人生与历史变幻的色彩作根本的领悟和寻求根本的归宿。他俨然以儒家的圣人自居，可他又一再郑重宣布自己属于佛家，“对于人生苦乐的留心观察，是我出世思想的开窍由来。从而奠定了此后一生归宿于佛法。”（《忆往谈旧录》第36页）他还提出，佛教是唯一真正的宗教，“最高级的宗教”，是“唯一圆满出世之法”（《人心与人生》第189页），人类在解决人对物的问题的西方文化、解决人对人的问题的中国文化之后，必将有解决人对自身问题的印度佛教文化的复兴：“宗教之真唯一见之于古印度早熟的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社会末期。”（《人心与人生》第230页） 
梁漱溟先生在人生思考的开始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受其父亲梁济的影响，他早年持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崇尚实利而反对虚文，主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主义，认为人生要在去苦就乐、趋利避害而已，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可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人的欲望一定能满足吗？他通过对人生苦乐的反复思考意识到，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欲望满足了则乐，不满足则苦。但是人生欲望是无限的，人在获得有限快乐的同时，又不能不伴随着无限的痛苦，绝对的快乐是不存在的，苦乐是一起进化的。由此他认为人生是苦，人生是错误，只有否定欲望本身才能获得根本的解脱。这样，梁漱溟先生早年由人生苦乐的思索追寻到了佛教思想。在民国初年两次自杀未遂之后，他通过研读佛经获得了更为坚定的佛教信仰。1916年，梁漱溟先生写出了这一阶段佛教出世思想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究元决疑论》。由于该文发表在当时一流的《东方杂志》上，深受蔡元培的赏识，被聘请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他的人生道路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但从此之后，佛性之光总是烛照着他的人生历程，他的佛教精神造就了他超越的气质。 
梁漱溟先生并不是一个满足于佛教作为人生依持、寻求个人解脱的宗教家。尽管他认为佛教才是“真正的宗教”，但是他却反对提倡佛教，复兴佛教。一方面，他认为“佛教是要在生活美满而后才有他的动机”，只有人类过了人对物的文化、人对人的文化之后，才能使“佛教得救”，“佛教得见其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36页）另一方面，他申明，他不提倡佛教只是因为“替大家设想”，“而为某一个人打算也许赞成他作佛家的生活亦未可定”，“你一个人去走（即过佛家生活），我不能管；但如果以此倡导于社会，那我便不能不反对”。（同上，第533页，第534页）他只是把佛教落实在个体的人生价值上，而不认为具有社会层面上的价值。他并非不关心自己的解脱，但更以民族自救为己任。他一生所抱的救世悲愿使他在人生与时代、中国与西方的经纬中构筑他的学识，试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中、更深层的文化本源中建立他的改造社会的理论。因而当他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进入社会实践时，佛教——这个他所谓的“真正的宗教”，却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而看到了基督教——这个不是“真正的宗教”的各方面的作用。他指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的。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宗教若基督教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中西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中国文化要义》，第48页）他进一步认为，基督教导致了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非宗教性使中国产生不了民主与科学。但他并不由此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为了发展民主和科学，而需要学习西方的宗教。他倒是认为，中国文化没能产生出民主和科学，反而成了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证明。例如，就民主来说，他认为中国文化使得个人失没于伦理之中，以致扼杀了个性，开不出西方那样的民主，但中国文化中的道德理性是尚情而无我的，道德理性代替宗教信仰代表了人类理性的自觉，具有普遍、绝对的价值。他从宗教对中西文化和社会进行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远离或者解救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早已陷入的先验文化模式带给他的难题：“中国文化是人类本质的体现，而又正是这种本质使中国人未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第125页）  1986年1月，我去北京参加了中国文化书院开办的第二届讲习班。在这个讲习班上，我有幸见到了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他身着深蓝色对襟短褂，头戴黑色瓜皮小帽，腰杆笔直地站了两个多小时完成了他的学术讲座和答问。他说： 在西方文明之后，将是中国文明的复兴，是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这个观点，我还没有改变，还认为是对的。西洋文明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未来必将转入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要成为世界的文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即使不是中国人的希望、意志、本领导致如此，也是人类的前途自然转变到如此。……这虽是未来，但不会太远。 
他还说： 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生于都市，长于都市，却深入农村，热衷乡村建设。一句话，因为我觉得中国要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要从君主专制转到民主宪政，并不是宣布一个宪法能了事的，而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所以我一直致力于此。……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真是句句掷地有声！ 本着自己的思想而行动，这正是阳明先生倡导的“知行合一”。 哲人其萎，遗泽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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