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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文化圈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整天整夜聊文学”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启蒙的“黄金时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朱伟作为文学编辑，相继在《人民文学》推出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之后，朱伟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在《我与八十年代》一书中重返文学的“黄金时代”，重读那些激情与浪漫，以文学为镜观照社会变迁。 莫言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王安忆的中篇为什么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朱伟巧在这些作家与读者间搭起了一座沟通和释疑的桥梁，以追本溯源的艺术精神，将当代文学最为亮丽的一段黄金时代，诠释得分外深邃和迷人。 这不止是一场老派精英的文化布道，也是写给八十年代的一封情书： 最能够接续百年来历史流变的时代中，八十年代居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重提八十年代是否能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时代与它的潜在影响？八十年代能否成为“上行社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源动力？ 对八十年代的追忆不仅仅是一个“情结”，而且是着力要寻找到的精神力量。
▲朱伟新作《重读八十年代》。 老派人 见到朱伟之前，我用某著名搜索引擎输入了这个名字。 第一页的词条全是“朱伟老师：我为什么放弃百万年薪开始创业？”这自然不是我想要寻找的那一个。 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关键词，虽无意借此矫情地批判当下对“百万年薪”的敏感和价值判断，但我认识的朱伟，大概要在搜索界面翻很多页，回忆起八十年代文学和那个启蒙、自由的理想主义年代，才能找到。 事实上，他一直是站在台后的人——无论是从1995年开始接手《三联生活周刊》的二十年，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相继在《人民文学》推出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的十年。 作为老派的精英，朱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亲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革命；在新世界的浪头拍打过来时，他也亲历了一个媒体崛起的时代。 如今，《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身份似乎已经掩盖了朱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这些光芒。 6月9日的北京朗园，微雨纷飞，一场主题为“我们与这个时代：和朱伟《重读八十年代》”的读书会即将开始。身穿格子衬衫、戴黑框眼镜的朱伟撑着一把深蓝色大伞，站在会场门口，安静而恬淡。簇拥着他的是一大拨年轻的文学拥趸，一位女生冲过去告诉他，自己是从呼和浩特特地赶来。 朱伟其实不习惯现在年轻人的相处方式。“老派的人交往不会特别激动，但彼此的认同感都很强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朱伟早晨骑车去阿城家里，他总在被子里瓮声瓮气地说：“催命鬼又来了？”傍晚去，他则总不在，桌上有留言：“面条在盆里。” 格非是这场分享会的嘉宾。当一众“老炮”集结至新媒体平台，要在年轻人扎堆的新世界里响亮发声的当下，他这样形容自己的老派：“我不太会用手机，人生第一次学会发朋友圈，是为了朱伟这本书。有朋友问，你怎么突然冒泡了？问题来了，什么是冒泡？” 而朱伟在对格非宣布：“我要写你了！”之后，对格非提出要求，“把你的所有作品寄给我，近期不得外出，随时回答我的疑问。”极不耐烦的格非照做后，却在读到朱伟的文章时流泪了。 “作家总会在犄角旮旯处安排一些小机关，当有人发现并感受到这种勾引时，是一种酣畅淋漓”。人与人之间的“懂”是尤为珍贵的，所谓伯牙绝弦谢知音，如张定浩所说：写作也只是为了被爱，被遥远的人所爱。 在朱伟看来，文学修养需要情感，没有情感不能被感动，文学修养则无意义。 他们这代人，身上有着八十年代的记忆和魂魄。 1976年，朱伟结束了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插队生活，来到北京，曾于1978—1983在《中国青年》杂志做过文艺部编辑，1983年，王蒙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在准备就任前想把朱伟“挖”去《人民文学》。他告诉朱伟，要想做文学，《人民文学》是最好的阵地。 在采访中，朱伟回忆，“起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里改小说，他们说我有文学天赋。出版社当时积压了很多的稿子，我就帮他们处理，他们说我看稿子又快又有眼光，应该当编辑，而不应该写小说。” 认识自己，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朱伟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他说：“我写小说就是三流作家，我当编辑可以成为一流编辑，我宁可当一流编辑，不当三流作家。” 1984年，朱伟开始被调整到《人民文学》的重要位置，负责北京地区的组稿工作。1985年下半年，他又被破格提拔为小说编辑室副主任，在当时的《人民文学》也曾引起一阵骚动。 1985、1986年，正是成就了《人民文学》最辉煌时期的重要年度，也是一代人的灵魂高地。对八十年代的追忆不仅仅是一个“情结”，而且是着力要寻找到的精神力量。 没有一个词能截然概括这种力量，但是，它确实使一代人觉得自己被一个时代轰然打开了。在后来的时间里，这种效用再也没有发生过。
▲1986年的作家莫言。
▲余华在1986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朱伟在《人民文学》相继推出一大批作家，亲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革命。 “八十年代是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生活圆桌栏目的一位专栏作者曾追问朱伟：“八十年代是什么？” 朱伟如此作答：“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的时代。大家都被创新的狗在屁股后面追着提不起裤子，但都在其中亲密无间、其乐无穷。” 八十年代，也是朱伟骑着一辆绿色的凤凰牌自行车，从“张承志家里走到李陀家里，在李陀家里买了西瓜，在路灯下边吃边聊，然后又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走到东四四条郑万隆家里的时代”。 在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又有多少人像音乐系穷学生刘索拉、烤鸭店清洁工徐星、小镇个体牙医余华以及上海人民公园邮电所邮递员孙甘露一样，每天下了班之后，凑在一起，有人买卤花生，有人买啤酒。 格非回忆，“那个年代的作家里面，凡是好作家，没有人跟朱伟不熟。” 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八十年代》，期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节点。“结果，开了个头，就因为还在岗，工作繁忙，放下了。” 退休后，他的接班人、《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邀请他写专栏，对八十年代作家的作品做一个系统梳理、解读。如今，这些回忆文字集结成了《重读八十年代》出版。 作家苗炜描述：“老朱退休之后，新配了一个黑边眼镜，年轻了十岁，每天养花逗猫喝茶，花几十万置办了一套高级音响，搜罗了更多的黑胶唱片。还买了一个德国产的自动炒菜机，给他做糖醋排骨，省下来的时间读书写作，《重读八十年代》就是他回顾文学编辑生涯、讲解当代作家的一本书。” 王蒙评价朱伟：“他谈作品还有一个特点——绝不当面奉承。我觉得你这篇没有写好，他敢于，也一定会向任何负盛名的作家这样说话，当他认为应该这样说的时候。” 在朱伟看来，这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朱伟不随波逐流。所以，他敏锐地觉察出王蒙在作品《布礼》中的呈现有别于“伤痕文学作家在矜持、持重中淤积了太多被扼制的愤懑”，而是“只掸了掸土，就仍然鲜活的人” 他写道：“作为青年布尔什维克，那个革命、进步、明朗的五十年代初是他们整个精神的基础，动摇了这个基础，便动摇了整个政治灵魂，因此，被'割掉’的精神折磨所推动的赎罪狂热，就是一种极为残酷的真实。” 他也在书中直言：王蒙在1985年“已经不是最好的作家”。 对王蒙1985年的作品《活动变人形》，他评论道：“一个作家，当没有一个编辑能禁锢其随意的时候，那种才华横溢的张力，也就很快被过度自信而消磨松弛了。” 而对黄金时代崭露头角的作家，朱伟亦师亦友式的阐释，无疑加深了公众对他们的认识，“从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在令人惊艳中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风情图。” 八十年代是个弱话题，因为被谈论得太多，人们或许已感受到疲惫；但同时又是个强话题，其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其精神线索尚未充分展露，其人文传统不敌物质大潮，渐渐潜伏下来，等待又一次“复盘”。 尤其是，回首八十年代，是否能带给我们进一步迈向“新世界”的精神源动力？这一点尤为重要。朱伟在《重读八十年代》自序中写道：“一部文学史，还必须对八十年代各阶段社会背景的烙印做出反应，因此，这本书，只能算一个开端，一个基础。” 如媒体人陈虻那句名言：“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 朱伟的《重读八十年代》或许正是一封承载了此使命的情书，不止是写给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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