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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面对徐怀中,我骄傲不起来

 老鄧子 2018-12-15

12月12日,“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在杭州江干区揭晓并举行颁奖典礼。

徐怀中、王蒙、蒋子龙、刘心武4位作家荣获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献奖。

其余9个奖项分别由16位作家摘得。笛安《景恒街》、李凤群《大野》获长篇小说奖;季宇《最后的电波》、林森《海里岸上》获中篇小说奖;裘山山《曹德万出门去找爱情》、薛舒《相遇》获短篇小说奖;鱼禾《界限》、汪民安《绘画中的手》获散文奖;臧棣《我欠你一个伟大的哑巴入门》、张远伦《我有菜青虫般的一生》获诗歌奖;欧阳黔森《报得三春晖》、李彦《何处不青山》获非虚构奖;蒋一谈《蒋一谈的童话》获特殊文体奖;麦家获海外影响力奖;奥地利翻译家兼诗人Martin Winter、英国翻译家Poppy Toland获翻译奖。



这是历史的关系,也是新的起点


1979年年初,作家徐怀中忽然接到命令,要到云南前线作战地采访。当时他大病初愈,刚刚出院,身体很虚弱,赶着叫人做了一包中药丸,提着就赶上了飞机。走在舷梯上的时候,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季向他大喊:你的第一篇作品一定要给我!徐怀中应道:好,保证完成任务!这篇作品,就是后来发表于《人民文学》1980年1月号的《西线轶事》。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徐怀中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也正是这篇作品,开启了中国军事文学的新篇章。


也是在这一年,《人民文学》刊发了王蒙的《春之声》、蒋子龙的《乔厂长后传》、刘心武的《蜜供》;在此之前,《人民文学》已经刊发了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刘心武的《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等一大批新时期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那个时候的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和《人民文学》一起,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期,创造一段辉煌的历史。


40年后,四位作家同获“弄潮杯”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贡献奖,让本年度的人民文学奖不但保持了一贯的当下性与现场感,更增添了一份令人感怀、引人深思的历史感。

徐怀中先生获奖感言

“这个奖项感觉特别亲切、特别知己,颇有些家庭的温馨的氛围,这是缘分”。徐怀中先生因身体不便未能到场,他在为颁奖典礼录制的视频中回忆了和《人民文学》跨越半个世纪的缘分,“一个普普通通的短篇,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夸口,但是这篇作品,在我的写作道路上画出了一条界限,我的这个小酒杯在曲水流觞的夹缝里,绕来绕去多少年,才终于找到了出口,否则我不能设想自己能够写出刚刚发表在人民文学2018年12月的《牵风记》。”老人还勉励三位好朋友说,你们正当其时,应该在创作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王蒙先生获奖感言

“我要以徐怀中为榜样,只要还活着,希望也能写到90岁。”虽然也是笔耕不辍的“劳模”,明年即将在《人民文学》推出小说新作《生死恋》,但王蒙笑言在徐怀中面前,还得“继续夹起尾巴”,“这也没啥骄傲的,徐怀中90岁了还在写出新长篇,九十高龄啊!开玩笑啊!”从《人民文学》的作者,到主编,再回归到一名普通作者,王蒙与《人民文学》已经相伴63年,“我和人民文学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关系,”他表示,现在仍然在编辑的鞭策和批评督促下不敢懈怠。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杭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戚哮虎为蒋子龙先生颁奖

76岁的蒋子龙感到惭愧又紧张。他说自己这些年本来已经进入晃晃悠悠的半退休状态,写作是兴之所至的事儿,锐气也钝了,经常为琐事中断,想偷懒的时候就不写了。来到杭州,看到这么多年轻的作家,看到徐怀中先生和王蒙先生的创作状态,顿觉前有榜样,后有追兵。“我坐在台上屁股都坐不住,本来挺享受的,结果是挨鞭子。这种两头夹攻的感受,让我不敢松懈。”他表示,今后还得使劲“卖把老力气”。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杭州市副市长陈红英为刘心武先生颁奖

虽然已经年届七旬,但是刘心武先生的创作仍旧在不断地扩展新的领域,并受到大量年轻人的喜爱。现在的他,不但愿意参与喜马拉雅等一些新的文学传播平台,而且还在尝试给孩子们写古典文学读本。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路人,他深感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应该感谢改革开放,感恩改革开放,并且尽自己的力量去推进这个历程。


“创造的美感和力量尽在其中”


在颁奖现场和典礼前举办的“文学与改革开放”主题座谈会上,四位作家持续创作的精神、饱满充沛的激情、敏锐而活跃的思维让与会者深受触动。


李敬泽说,所有熟悉新时期文学的读者,都会记得这些作家,他们曾在我们新时期文学发轫阶段,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他们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解放了我们的思想,赋予我们新的感受、想象和认识生活的方式,他们是真正的弄潮儿,他们真正做到了领时代之先。他表示,在40年后,我们来颁发这个奖项,也是在回顾《人民文学》这个刊物的荣耀,她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勇敢地承担起了对中国的责任、对时代的责任。40年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温《人民文学》这段历史,重温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在重温中获得新的力量,以我们前辈那样的勇气、智慧、责任感推动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


同时,李敬泽也特别指出,文学创作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前辈作家开辟文学道路并不像现在看上去那么容易,那么理所当然,一代代作家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各自的时代限制和条件下,能否具有弄潮儿的精气神。有的作家成为弄潮的引领者,有的作家会变得故步自封,不敢向前走,变成没有力量、勇气和想象力的人。


“几位前辈的发言听起来很轻松,却很有深意,这里面有文学史,有创作心得,有创作的决心和责任,让人感动。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涌现了非常多的作家,这一路上,有坚持到现在的,有掉队的,有转向的。这几位作家,确实是领风气之先,一直坚持创作,40年没有间断,他们是这段历史的全程参与者。”阎晶明谈到,特别值得后辈作家学习的,是他们已经有了很大成就,却从来没停止写作。“来路还很长,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文学能够取得更大成就。”阎晶明说。


“从他们几位前辈身上,我品味到了‘创造’两个字,创造的美感和力量尽在其中。因为创造,他们备受尊重,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座谈会上梳理了几位作家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与写作经验,由此,他也勉励年轻的写作者,每项事业都是打拼出来的,许多作家都经历过从痛快淋漓到陷入瓶颈的过程,面对这种挑战,他主张作家们应该与活生生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与现实里面的精神对接、对话,发生反应,“你的脚得走过去,把脚踏上去,用心用脑,把创作和活生生的现实连接起来。”他认为,现实是创作非常重要的基础,作家不能只围绕着自己熟悉的那一点儿生活去虚构,而懒于了解外部世界。


“我不愿意作岸上观”


林森的《海里岸上》是一部海洋小说,小说素材的来源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林森所熟悉的南中国海。“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农耕传统的国家,虽然也有郑和这样的海洋征服者,但历来我们对海洋的书写都是在岸上观看。所以我试图把自己的目光放到大海中央,从海里和岸上去书写我心中的大海。”也许,这样的尝试会失败,就像他笔下的人物在大海的风浪中迷失方向,“但这样的迷失有可能别开生路,重获新生”。


在颁奖现场,虽然作家们表达的方式不同,但对生活“不作岸上观”是共同的心声。笛安以《景恒街》记录了自己在北京的八年生活;李凤群的写作从自己生活的小岛出发,聚焦身边平凡而卑微的人物,把自己以及更多人的生命从黑暗中拉出来;季宇的父母都是新四军通信兵,他们的惊心动魄的生活催生了《最后的电波》;而欧阳黔森的《报得三春晖》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书写了“精准扶贫”带给乡村的巨大变化。哪怕是常年旅居加拿大的李彦,也通过《何处不青山》再度挖掘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白求恩精神。


在他们笔下,无论是宏阔的社会变迁,温情的市井生活,还是小人物的梦想与执着,幽微细腻的两性情感,都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复杂而丰沛的样貌。这些作品的多样性与多义性,这些人物的脆弱或坚忍,映出的正是独属于我们时代的表情。


正如施战军为王蒙撰写的授奖词中所说,“文学使人健壮年轻。”这些获奖的作家,以及所有在不懈探索的作家们,都是以自己的努力去打破或隐或显的“界限”,努力在自己的时代开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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