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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江隐龙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征服王朝。或许是历史的一种黑色幽默：中华文明肇始于汉族，但边疆最为辽阔、武功最盛者，却是两个征服王朝元与清。从历代王朝的更迭中可以看出，愈是具备功业的皇帝对其天命所归便愈自信，反而是偏安一隅、不能占据中原的君主，才会更加重视天命正统的渊源，以通过理论建设来平衡文治武功上的不足。  对于清朝来说，廓清寰宇的赫赫武功显然给予了满族皇帝们足够的自信，使他们可以以一种更为开阔的心胸去审视自己的天命正统。清朝由满族人所建，满族人是女真人后裔，而女真人正是金国的缔造者。从情感与文化两方面来看，清朝都有理由以金而非南宋为正统。然而，乾隆帝在《四库全书》编纂的一席话，却让事情有了改观。  元朝杨维桢的《正统辨》是一时名篇，按理当录入《四库全书》。但其主旨是元朝天命继受于“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也即否定了金国的天命正统。四库馆臣不敢收录，于是援引南北朝故事对此说加以反驳：“考隋先代周，继乃平陈，未闻唐宋诸儒谓隋承陈不承周也。”  其实这一反驳极为苍白。隋朝代北周，是通过禅代，所以其天命自然只能源于北周。同样，北宋先通过禅代从后周处取得帝位继而扫平十国，其天命也来源于后周而非十国，至于欧阳修等人驳斥五代的正统地位，是北宋建国已久、政局稳定之后。四库馆臣均为一时大儒，如何能不知其中的道理？只是不能不为删去《正统辨》找一个理由罢了。  乾隆帝立刻做了表态，认为《正统辨》“持论颇正”，其理由如下：“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北齐、北周继之，亦较南朝为甚，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至隋则平陈以后，混一区宇，始得为大一统。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自朱温以讫郭威等，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之间，更易数姓，甚且称臣、称侄于契丹。然中国统绪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也。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也。”  一代帝王的豪气昭然可见。其实在乾隆帝眼中，天命与正统已然成为两个概念：如果天下归一，则中原王朝自然拥有天命；如果九州分裂，此时才有必要去追溯正统究竟在哪一个偏安政权。乾隆帝认为，“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如果占据中原的金国都只是偏安政权，更何况南宋了。在此，南宋的无非是继承了前一个王朝的正统，但并不享有天命，因为天命只有如清朝这般统一天下的王朝才有资格继受。除此之外，乾隆帝还有另一套理论证明清朝“得国最正”：  “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朕犹于《通鉴辑览》内存福王建国之号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尝不可，如南宋之承统绵延不绝，而奈其当阳九之运，天弗与，人弗归，自覆其宗社也。此实大公至正，天下万世可以共见共守之论。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满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若以此立论，转觉狭小，天下万世必有起而议之者，是不可以不辨。”  这一番说辞，有必要与朱元璋认为明朝得国最正的理由进行对比。朱元璋认为，明朝“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且“上不阶寸土一民，呼吸响应，以有天下”，前者是明朝并非攘夺元朝疆土，故非叛逆之臣；后者则是“功业理论”下的天命昭昭。细品乾隆帝之语，竟与朱元璋如出一辙：清朝的功业比之于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为明复仇讨贼”的道德优越性则远胜于“取天下于群雄之手”。清朝完全符合“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道德主人，其“得国最正”之说在这样的逻辑下也的确自恰。  不过天下未有不亡之国，武功赫赫的清朝最终依然以一纸《退位诏书》终结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国祚。不过，这一份诏书只有禅位，却无继受——皇帝“家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于是这一份诏书，终结的不仅仅是清朝国祚，更是历代王朝的天命正统：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在另一份太后懿旨中，还有一句作为天命终结的补充：“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现将新定国体，无非欲先弭大乱，期保乂安。”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面前，那个行郭威、赵匡胤之事的袁世凯要的并不是帝位，而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之位。只是就是爱新觉罗·溥仪送上诏书的那一刻，一定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已经“新定国体”的内阁总理大臣会在三年后称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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