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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流逝，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过少年、步入青年，成为大学生。人生是一种渐悟，读《伤寒论》也是渐悟。
在中国医学史上，学习医学的人，师徒相授，在学习《黄帝内经》、《难经》、《本草经》或钦定的本草读物之后，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之后再学习一些有关的方书；南宋以后歌诀体本草、汤头类读物日渐增多，至明代则更为多见，所以，明、清及其以后，也有先学习《药性赋》、《汤头歌》等通俗读物启蒙入门后，再回过头来学习《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上述两种学习途径是并行的，共同之处是都在先前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再一边读书，一边跟老师随诊学习，观摩老师诊病，经过几年观摩之后，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诊病。《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担当的是指导初学的人诊病、用药、处方的任务。用现在的话说，《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属于那个时代的临床学科。
在当今中医各临床学科已经逐渐分化的情况下，《伤寒论》已经不再是曾经的临床学科了。近20年来，把《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放在一起称之为“临床基础学科”，这只是某些人仿照西医“三段式”的学科式课程模式，闭门造车掐把起来的产品。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二本书，温病学是上世纪50年代在若干温病经典、原著的基础上构建的一门学科，二本书加上一个学科就成为另一个学科，这是许多业内人士感得困惑和荒谬的一件事情。
把经典指称为学科，贬低了经典的永恒意义。
《伤寒论》还是《伤寒论》，对中医学术来说，它具有典范性、权威性，它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最能表现中医学术精髓的一部典藉。
古今中外，每一个领域，不论是哲学、科学还是文化、艺术、宗教，都以拥有自己的经典而骄傲。
经典本身所具有的价置和意义，不论你怎样评价，也许都不会过分。由于中医临床学科日渐分化，由于传统文化知识的断层，所以今人学习《伤寒论》已经不再局限在具体的一病一证一方了，而是更突显在医学思想的熏陶，思维方法的培育，诊疗思路的训练。形象的说就是跨越时空做张仲景的徒弟，向张仲景学习怎样看病。
后世人要当张仲景的徒弟，已经不可能耳提面命了，只能从包括《伤寒论》在内的仲景书中求索。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尚云：“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者，不异耳提面命。”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授曲》）李渔 虽然讲的是“填词制曲”理论，但他所说的“载之于书”的具有“耳提面命”功能的“法脉准绳”，却与《伤寒论》对中医学术的影响，颇有些相通之处。《伤寒论》是“载之于书”的医学理论与诊疗实践相结合的“法脉准绳”，它执行着仲景“耳提面命”使命，肩负着仲景跨越时空的无形指导。
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说：“汉字本身代表了一种思维的方法，它与西方的实际是以欧洲为中心、以欧美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相当多的区别。”（《汉字与中国文化》文汇报2004年9月12日）从王蒙先生的这段文字中可以得到启发。《伤寒论》本身代表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与以西医为代表的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思维方法之间，有着有巨大的差异。
思维方法是对思维方式的运用或体现。如果说思维方式是比较一般、抽象的东西，那么思维方法则是比较特殊、具体的东西。所以，后世人欲做张仲景先生的徒弟，企望得到先生耳提面命，从而在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上得到教益，那么，唯有学习仲景书，从中了解和学习张仲景是怎样看病，张仲景是怎样思考，张仲景是怎样辨证和用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今人做张仲景的徒弟，更重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的训练，从较浅的层面上可以摹仿张仲景先生的方法和用药，在摹仿中学习、提高；从较深的层面上，就是学习张仲景先生是怎样实践《黄帝内经》的理论的，是怎样凝练、升华他自己提出的“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 的医学思想和在整体观指导下的辨证思路。
《伤寒论》给人以示范，这就是经典，经典是永恒的。
意大利当代最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卡尔维诺说过：“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经典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
但是，经典难读。
尽管业内的人士都在说着《伤寒论》，但是未必都认真地读过和读懂《伤寒论》。正象著名作家、诗人叶延滨先生所引用的关于经典的几种说法：①马克·吐温：“所谓经典，就是每个人都想读而不去读的东西。”② 学生：“所谓经典，就是不想读，却要去读的东西。”③大学教师：“所谓经典，就是都不读，却都在说的东西。” 套用作家叶先生的话：觉得其中教师下的定义，偏激是显见的，但是也说出了现实中的一种存在。在当老师、导师的人们中，不乏其人。口口声声《伤寒论》的未必读过几本仲景书，口口声声仲景书的可能也“没时间”去读原著。这是杂志、期刊上常说的事，不算青年教师的发现。当然，在教师行列里，不乏这样的人———常常引经据典，他知道的也就是引出的那几点而已。（《读者》杂志200 1年第10 期）
《伤寒论》是经典，《伤寒论》难读。
因为《伤寒论》难读，所以即使学习过《伤寒论》的人，未必能成为高明的中医专业的医生，而不学习《伤寒论》的人，则肯定高明不了。
我曾被一个问题困扰很久，即《伤寒论》研究领域中，怎么会有那么多根本不是《伤寒论》固有的内容，却能堂而皇之地加强给张仲景？从而搅合得使《伤寒论》更加难读？
“让张仲景为自己作注释”，“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还《伤寒论》的本来面目”，这是我4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琢磨的问题，也是一直在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读《伤寒论》是为了学习张仲景的学问，这就要首先掌握读懂《伤寒论》的方法。只有真正读懂了《伤寒论》，才能知道张仲景先生在《伤寒论》里面，都讲了些什么道理。如果不掌握读懂《伤寒论》的正确方法，那么，只能是误读《伤寒论》、曲解《伤寒论》。《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常常所说的《伤寒论》的疑难问题，其实多数问题却并不是来自《伤寒论》本身，而是由于后世一代一代注家，其中也包括今人在内，往往不加证明地、“大胆地”把自己的臆测作为“独到的见解”或“研究的新成果”而强加给张仲景。于是形成了一代一代人不是在研究《伤寒论》，而是在研究后世注家们“见解”的现象。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着对成无己、方有执、张志聪、柯韵伯等《伤寒论》研究的研究。
如，“张机基本上采取了它六经传变的总原则，但每一病人是否都是按此顺序传变，以及什么时候传，则都认为没有一定，必须根据病人的的具体表现来判定。所以有的传，有的不传，有的为循经传，有的为越经传，还有的为直中某经；有的一经病，有的还可二经或三经并病或合病。（贾得道．中医学史略．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93）等等。不难看出，这一段作为张仲景的思想而引证的话，却并不是张仲景《伤寒论》本意，而是成无己杜撰的“传经”，《伤寒论》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循经传”、“越经传”、“直中”之类东西。这种拿着原本不是《伤寒论》的内容，却硬强加给是张仲景，而又再把它当作张仲景的东西去研究的现象，这在《伤寒论》研究史上可谓比比皆是，现今的一些有关《伤寒论》方面的书，也是这样乐此不疲地实践着。
那些在“仲景认为：”的冒号下，多是作者把自己的见解假冒成《伤寒论》的意蕴，硬硬地地塞给初学者，误导后学。
这是研究对象的错位。
研究《伤寒论》没有快捷方式，所谓的快捷方式有可能暗藏着引向歧路的木马病毒。有的只是笨方法，这就是原原本本地“用心读”。所谓“原原本本”，是强调学习的对象是《伤寒论》而不是所谓的“《伤寒论》研究”，不是后世人的注解；所谓“用心读”不只是勤奋、该苦、认真，更重要的是“用心”二字，要用心琢磨，这就必须打破“误读传统”，走出“误读怪圈”，一边思考，一边读，一边琢磨，一边读。这种深入扎实的校读方法，是带研究性质的读书方法，这是学习《伤寒论》的真正方法，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方能悟出其中的道理。
我们可以把《伤寒论》看作是仲景先生的讲稿，把不同的传本看成是先生在不是时间或不同地方的不同的“讲稿”，要了解先生的思想，只读一种“讲稿”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不同“讲稿”字里行间的对照中，求索本证本训，从而领略先生思想的真谛。这种读书方法就是校读，通过校读，才能真正读懂《伤寒论》，判断前人的解释是否正确，要看他解释得是否符合文理、事理、情理、常理，更要符合医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任何理解都应当有根、有据、有本证、有本训，不能违背《伤寒论》原文、原意而妄加臆测，从而达到“让张仲景为自己作注释”，“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通过跨越时空，做张仲景的徒弟，受教于仲景先生的无形指导，在学术上，在临床上才会更上一层楼。
岁月的流逝，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过少年、步入青年，成为大学生。人生是一种渐悟，读《伤寒论》也是渐悟。
在中国医学史上，学习医学的人，师徒相授，在学习《黄帝内经》、《难经》、《本草经》或钦定的本草读物之后，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之后再学习一些有关的方书；南宋以后歌诀体本草、汤头类读物日渐增多，至明代则更为多见，所以，明、清及其以后，也有先学习《药性赋》、《汤头歌》等通俗读物启蒙入门后，再回过头来学习《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上述两种学习途径是并行的，共同之处是都在先前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再一边读书，一边跟老师随诊学习，观摩老师诊病，经过几年观摩之后，在老师的指导下独立诊病。《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担当的是指导初学的人诊病、用药、处方的任务。用现在的话说，《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属于那个时代的临床学科。
在当今中医各临床学科已经逐渐分化的情况下，《伤寒论》已经不再是曾经的临床学科了。近20年来，把《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放在一起称之为“临床基础学科”，这只是某些人仿照西医“三段式”的学科式课程模式，闭门造车掐把起来的产品。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二本书，温病学是上世纪50年代在若干温病经典、原著的基础上构建的一门学科，二本书加上一个学科就成为另一个学科，这是许多业内人士感得困惑和荒谬的一件事情。
把经典指称为学科，贬低了经典的永恒意义。
《伤寒论》还是《伤寒论》，对中医学术来说，它具有典范性、权威性，它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最能表现中医学术精髓的一部典藉。
古今中外，每一个领域，不论是哲学、科学还是文化、艺术、宗教，都以拥有自己的经典而骄傲。
经典本身所具有的价置和意义，不论你怎样评价，也许都不会过分。由于中医临床学科日渐分化，由于传统文化知识的断层，所以今人学习《伤寒论》已经不再局限在具体的一病一证一方了，而是更突显在医学思想的熏陶，思维方法的培育，诊疗思路的训练。形象的说就是跨越时空做张仲景的徒弟，向张仲景学习怎样看病。
后世人要当张仲景的徒弟，已经不可能耳提面命了，只能从包括《伤寒论》在内的仲景书中求索。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尚云：“尝怪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载之于书者，不异耳提面命。”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授曲》）李渔虽然讲的是“填词制曲”理论，但他所说的“载之于书”的具有“耳提面命”功能的“法脉准绳”，却与《伤寒论》对中医学术的影响，颇有些相通之处。《伤寒论》是“载之于书”的医学理论与诊疗实践相结合的“法脉准绳”，它执行着仲景“耳提面命”使命，肩负着仲景跨越时空的无形指导。
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说：“汉字本身代表了一种思维的方法，它与西方的实际是以欧洲为中心、以欧美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相当多的区别。”（《汉字与中国文化》文汇报2004年9月12日）从王蒙先生的这段文字中可以得到启发。《伤寒论》本身代表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与以西医为代表的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思维方法之间，有着有巨大的差异。
思维方法是对思维方式的运用或体现。如果说思维方式是比较一般、抽象的东西，那么思维方法则是比较特殊、具体的东西。所以，后世人欲做张仲景先生的徒弟，企望得到先生耳提面命，从而在思维方式与思维方法上得到教益，那么，唯有学习仲景书，从中了解和学习张仲景是怎样看病，张仲景是怎样思考，张仲景是怎样辨证和用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今人做张仲景的徒弟，更重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的训练，从较浅的层面上可以摹仿张仲景先生的方法和用药，在摹仿中学习、提高；从较深的层面上，就是学习张仲景先生是怎样实践《黄帝内经》的理论的，是怎样凝练、升华他自己提出的“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 的医学思想和在整体观指导下的辨证思路。
《伤寒论》给人以示范，这就是经典，经典是永恒的。
意大利当代最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卡尔维诺说过：“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经典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
但是，经典难读。
尽管业内的人士都在说着《伤寒论》，但是未必都认真地读过和读懂《伤寒论》。正象著名作家、诗人叶延滨先生所引用的关于经典的几种说法：①马克·吐温：“所谓经典，就是每个人都想读而不去读的东西。”② 学生：“所谓经典，就是不想读，却要去读的东西。”③大学教师：“所谓经典，就是都不读，却都在说的东西。” 套用作家叶先生的话：觉得其中教师下的定义，偏激是显见的，但是也说出了现实中的一种存在。在当老师、导师的人们中，不乏其人。口口声声《伤寒论》的未必读过几本仲景书，口口声声仲景书的可能也“没时间”去读原著。这是杂志、期刊上常说的事，不算青年教师的发现。当然，在教师行列里，不乏这样的人———常常引经据典，他知道的也就是引出的那几点而已。（《读者》杂志200 1年第10 期）
《伤寒论》是经典，《伤寒论》难读。
因为《伤寒论》难读，所以即使学习过《伤寒论》的人，未必能成为高明的中医专业的医生，而不学习《伤寒论》的人，则肯定高明不了。
我曾被一个问题困扰很久，即《伤寒论》研究领域中，怎么会有那么多根本不是《伤寒论》固有的内容，却能堂而皇之地加强给张仲景？从而搅合得使《伤寒论》更加难读？
“让张仲景为自己作注释”，“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还《伤寒论》的本来面目”，这是我4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琢磨的问题，也是一直在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读《伤寒论》是为了学习张仲景的学问，这就要首先掌握读懂《伤寒论》的方法。只有真正读懂了《伤寒论》，才能知道张仲景先生在《伤寒论》里面，都讲了些什么道理。如果不掌握读懂《伤寒论》的正确方法，那么，只能是误读《伤寒论》、曲解《伤寒论》。《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常常所说的《伤寒论》的疑难问题，其实多数问题却并不是来自《伤寒论》本身，而是由于后世一代一代注家，其中也包括今人在内，往往不加证明地、“大胆地”把自己的臆测作为“独到的见解”或“研究的新成果”而强加给张仲景。于是形成了一代一代人不是在研究《伤寒论》，而是在研究后世注家们“见解”的现象。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着对成无己、方有执、张志聪、柯韵伯等《伤寒论》研究的研究。
如，“张机基本上采取了它六经传变的总原则，但每一病人是否都是按此顺序传变，以及什么时候传，则都认为没有一定，必须根据病人的的具体表现来判定。所以有的传，有的不传，有的为循经传，有的为越经传，还有的为直中某经；有的一经病，有的还可二经或三经并病或合病。（贾得道．中医学史略．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93）等等。不难看出，这一段作为张仲景的思想而引证的话，却并不是张仲景《伤寒论》本意，而是成无己杜撰的“传经”，《伤寒论》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什么“循经传”、“越经传”、“直中”之类东西。这种拿着原本不是《伤寒论》的内容，却硬强加给是张仲景，而又再把它当作张仲景的东西去研究的现象，这在《伤寒论》研究史上可谓比比皆是，现今的一些有关《伤寒论》方面的书，也是这样乐此不疲地实践着。
那些在“仲景认为：”的冒号下，多是作者把自己的见解假冒成《伤寒论》的意蕴，硬硬地地塞给初学者，误导后学。
这是研究对象的错位。
研究《伤寒论》没有快捷方式，所谓的快捷方式有可能暗藏着引向歧路的木马病毒。有的只是笨方法，这就是原原本本地“用心读”。所谓“原原本本”，是强调学习的对象是《伤寒论》而不是所谓的“《伤寒论》研究”，不是后世人的注解；所谓“用心读”不只是勤奋、该苦、认真，更重要的是“用心”二字，要用心琢磨，这就必须打破“误读传统”，走出“误读怪圈”，一边思考，一边读，一边琢磨，一边读。这种深入扎实的校读方法，是带研究性质的读书方法，这是学习《伤寒论》的真正方法，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方能悟出其中的道理。
我们可以把《伤寒论》看作是仲景先生的讲稿，把不同的传本看成是先生在不是时间或不同地方的不同的“讲稿”，要了解先生的思想，只读一种“讲稿”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不同“讲稿”字里行间的对照中，求索本证本训，从而领略先生思想的真谛。这种读书方法就是校读，通过校读，才能真正读懂《伤寒论》，判断前人的解释是否正确，要看他解释得是否符合文理、事理、情理、常理，更要符合医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任何理解都应当有根、有据、有本证、有本训，不能违背《伤寒论》原文、原意而妄加臆测，从而达到“让张仲景为自己作注释”，“让《伤寒论》自己诠解自己”。通过跨越时空，做张仲景的徒弟，受教于仲景先生的无形指导，在学术上，在临床上才会更上一层楼。（转载、引用本文，请注明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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