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以统计的角度来看， 20 世纪的科学史必须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强调具有传记色彩或是以人为导向的报道。不过，任何想要补充这份科学家名单，使其成为勾勒科学冒险事业全图的人，都会发现 17 世纪、 18 世纪还有许多伟大的人物。”
作者简介：
恩斯特·彼得·费舍尔（Ernst Peter Fischer，1947— ）：德国著名科学史作者、畅销科普作家，专注于研究自然科学史。曾在科隆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学，于美国加州获得博士学位，指导教授为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已出版《人类健全理智的批判》《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想象力》等数十种著作。主编《曼海姆论坛》《新视野》等多本论文集。多部著作被译成多个语种，曾获哥廷根萨托里乌斯科学奖。
译者简介：
陈恒安：成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自然科学博士，主修科学史。除本书外，译著还有《雀鸟、果蝇与上帝：演化论的历史》《细胞液中的微粒：科学客体演变的轨迹》等。
书籍摘录：
第五章第三节 达尔文：有宿疾的自然科学家（节选）
时代背景
1809 年达尔文出生时，拉马克发表了《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ologique）；歌德正起稿《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拿破仑登基成为法兰西皇帝，并大张旗鼓整军攻打俄国（1812年）。在英格兰正是自然神学盛行的时代，所有的植物学和动物学教授都是神学家，他们都十分热衷佩利（William Paley）于 1802 年在《自然神学：从自然表象得到的上帝存在与属性的证据》（Nature Theology, or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collected from the Appearance of Nature）一书中提出的“设计论证明”。佩利在书中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他说，假如在森林里发现一个钟，一定能很快明白这个钟必定是由某处的一位小钟表匠完成的；任何人在森林里遇见另一个人，也会知道一定存在着一位创造人类的伟大“钟表匠”。
达尔文的生命开始时也大约是科学和生活方式工业化开始的时候，药局变成药厂和企业，他们在 1880 年左右设立了一些专做研究的实验室，化学对经济而言变得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久后出现了农业化学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中，德国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及其发酵理论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1859 年，当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时，苏伊士运河开始开凿，同时人们也开始尝试探挖石油。 1864 年，伦敦出现了第一条地铁。 1868 年，日本开始与西方接触，并且在开放两年后立刻成立了负责工业化的部门。 1870 年，苏伊士运河在经过 10 年的建设之后完工通航。 1881 年，法国实施义务教育，柏林出现了电车，纽约则有了电灯的街道照明系统。 1882 年，科赫发现结核杆菌，一年后德国实施健康保险。达尔文过世那一年（1882年），迈特纳（Lise Meitner）、哈恩（Otto Hahn）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都已经出生，只不过还在儿童游戏的沙箱里玩耍着。
人物侧写
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Erasmus）肯定是个极有趣的人，他以医生、诗人、发明者和追求享乐者的身份给同时代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伊拉斯谟斯熟识的人当中，有一位瓷器公司的创始人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他的女儿后来与伊拉斯谟斯的儿子结婚，并且在 1809 年生下了本节的主人公达尔文。达尔文被期待和他的父亲一样学医，但是由于一开始他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才华，所以后来就完全停止了。不过，达尔文不需要为生活经费烦恼，因为他们家拥有足够的土地和其他产业。正因如此，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考试，也没有完成任何一项学业，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在他的生命中，他最常做的就是那些他自己称为“工作”的事。他所谓的“工作”是指观察自然、采集、分类、比较和写作，只有这些事才能让他感到满意，并且让他忘记那些折磨人的慢性病痛，就像他在日记中记录的：“除了在工作时，从来没有感觉到快乐。”
与多姿多彩的自然交往的快乐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在转移达尔文对学习的注意力。例如，在外出采集或从事分类工作（特别是研究甲虫，他对此充满热情）时，除了后来对儿女的爱，这个领域之外的活动，他都不会自发、真诚地参与。他只会让自己的幻想驰骋在白纸上，甚至连是否该结婚这种事他也很正式地在一张蓝色纸上列了一份表格，上面分别写着结婚的优缺点。当达尔文正在衡量这件事时，刚好即将满 30 岁，他记录着：
结婚：
最后，达尔文以一首民间的叙事诗来证明结婚的必要性：“想想，一个人独自在伦敦一栋充满烟雾的屋子里度过一整天，能改变这种气氛的是炉火旁沙发上一位心爱的可爱女子……”他在写完整段诗后还会写上三个通常只有在数学证明完毕后才会使用的字母“QED”。达尔文很早就决定和他的表姐结婚，更清楚地说，就是韦奇伍德家的女儿埃玛（Emma）。虽然身为自然研究者，达尔文还是到后来才开始担心他和妻子的近亲关系会对子女产生负面的影响。他因为发现了一些现象而忧心忡忡：他的子女在学习上表现不佳，但是他也不明白问题所在，例如，为何他们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分辨某些与颜色有关的词汇。特别是在他最喜欢的女儿安妮（Annie）开始抱怨身体不适之后，他就非常担心，这时他才怀疑——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毛病都是遗传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可能是他遗传给安妮的。 1851 年， 10 岁的安妮过世，达尔文深受震动，甚至无法参加女儿的葬礼。后来，达尔文从沮丧消沉中恢复过来后，就与基督教或基督教信仰脱离关系了，这个宗教不能再多给他什么，无论是自然中确定的事实或是人性的慰藉。
达尔文，来自：维基百科 在脱离基督教数年后，达尔文才逐渐从隐蔽的状态中复苏过来。他沉潜了超过20年，在这段日子里，他独自思考着一个后来不仅改变了科学界，也改变了思想界的我们称之为“进化”的观念。当他正着手将他的想法付诸文字来说明生物种类的可变性时，他感到非常害怕并难以忍受，如他对朋友供认的：“我觉得我好像供认了一桩谋杀案。”在这里，达尔文指的是对“永恒的平衡”的谋杀，这个“永恒的平衡”思想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忠诚信仰的，所以当时的人才会觉得“进化”这个思想是无神论，也是不道德的。事实上，英国的批评者在对《物种起源》的反应中指出：这本书“粗暴地伤害了道德感”，因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观念背离了“上帝意旨造成的事实”，等等。
然而，为什么让人接受“物种会改变”这样的想法会如此困难？而达尔文又是如何获得这样的观念？要述说这个故事就必须从一个邀请开始。一艘叫作“小猎犬”号（HMS Beagle）的船要出航，他们需要一位博物学家随船，因此邀请了当时 20 多岁、具有采集天分的学生达尔文同行。考察探险的最基本目的是测量并绘制南美洲地图，因为海上之王威廉四世（Henri Ⅳ）统治的英国打算一方面寻找海上贸易的航道，另一方面也要寻找一些新的原料供应地。 1831 年，“小猎犬”号出发，带着达尔文航行到科隆群岛（Galapagos）、塔希提(Tahiti)、澳大利亚和南非，但是达尔文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晕船状态。
这趟环球探险改变了达尔文。他在离开英国时是个迷恋组织、条理的自然爱好者，那时的他坚信当时英国流行的思想，视各种生命种类为上帝永恒的（也是不变的）创造。然而，当他回来时，就成为一位成熟的自然研究者了。达尔文注意到那些在技术上称为“地理种化”的现象，他认为这个现象表明动物的种在其能使用的“生态区位”不同时才能区别，正是这个现象让达尔文开始思考，正如他在《物种起源》的开头部分记录的：
当我作为自然研究者在“小猎犬”号上时，让我感到最惊奇的就是南美洲的一些动物在分布上表现出来的某种独特性，这个事实几乎让我恍然大悟，让我注意到物种的发生，所有奥秘中的奥秘。
更准确地说，是科隆群岛上的观察和发现让他对物种不变的教条产生怀疑。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