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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航满 黄裳在文集《榆下说书》的后记中写道：“将这两年所作的杂文选编成集，取了‘榆下说书’这样一个名字。‘榆’，说的是我家后面的一棵参天的老榆树，它的树梢比四层楼还高，到了夏天，就像一把绿色的大阳伞。‘说书’，意思是说，这些文字大抵说的是与书有些关联的事情，同时也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漫谈。取书本中一点因由，随意说些感想，和说书艺人的借一点传说敷衍成为故事的有些相像，既无系统，又少深度，就连材料也是零碎的。” 《榆下说书》是黄裳1982年2月在三联书店印行的一本书，也是黄裳最有名也影响最大的一部文集。刘绪源1997年6月在编选《黄裳文集》的“榆下卷”时，在《编者弁语》中这样写道：“当年，《榆下说书》初上市，读书界为之雀跃的情景，至今尤令人感慨。”我也曾在旧书摊上购得一册初版本的《榆下说书》，一直作为读书作文的范本放在身边，时常翻阅。可以说，由这册《榆下说书》，勾起了我对黄裳谈书文章的喜爱，更为其在老树浓荫下翻阅古籍、其乐陶陶的情景所感动。 遗憾的是，我多读黄裳的文章，对其人其文也时有不同看法，但却无缘能够当面请教，也没有见识过他在上海弄堂中的老房子、老榆树，还有许许多多的旧籍珍本。因此，对于状写黄裳的文字一直留意，朋友苏北研究汪曾祺，曾出版过一册研读汪曾祺的随笔集《一汪情深》，由黄裳先生作序，并由此得以走近黄裳。在拜访黄裳之后，他在文章《沪上访黄裳记》详细记录了经过，许多细节我都不能记得，但其中关于黄裳住所的记述，一直难以忘怀：“站在黄先生陕南村院子里的小洋楼下，这些红墙的古老建筑，仿佛也透出老上海的一排陈旧气息。那门前院外的那棵老榆树（这是黄裳《榆下说书》《榆下杂说》等书名的由来），枝繁叶茂，浓荫婆娑，院中的蔷薇和月季，开着大大小小的花，月季红得艳丽，蔷薇娇得妩媚。这个黄昏的片刻的寂静，更衬得这一座砖式红楼建筑的院落愈发的宁静，安详。”苏北喜爱汪曾祺的文章，也喜欢黄裳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自己曾想写个系列文章，名为“读黄记”，而我发现他也喜欢黄裳在树荫下翻书的那份古意。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黄裳，还是他的读者，都喜爱其家中那棵参天的老榆树。有趣的是，近来买到一册新编的文集，名为《榆下怀人》，也是以这棵屋后老树为标志的。然而，此书中收录一篇《槐痕》，乃是记录前辈学人俞平伯先生的，其中有些细节，令我读后颇感意外。诸如在书中便有这样一段：“最近我的一本小书《榆下说书》印成，寄给了老人一册。我在信中说到，我家屋后的那株大树，被我一直当成了榆树的，后来发现好像并不是。我先是在嘉定城内的秋霞蒲、南翔的猗园，后来在苏州的拙政园，都曾见到同样的古树。使我一见就辨识出来了的是那春末就从枝头生长出来的一串串覆盖物，就是到了盛暑的今天也并不脱落，这是被我误认作‘榆荚’了的。我向园林工人打听，后来又在拙政园里树身钉着的牌子上，证实了这种树叫‘枫杨’。这大概是学名，难怪听起来有点生疏。同游的一位女同志告诉我，这树在北方也很多，在她的家乡山东，人们都唤作‘平柳燕’，这可是个美丽的名字。那一串串的‘果实’，过去遇到荒年，人们常常拿来当作食物的。” 《槐痕》这篇文章作于1982年7月26日，后收入其文集《珠还记幸》之中。此文乃是《榆下说书》出版后，黄裳寄了一册给北京的俞平伯先生，随后收到俞先生的两封回信后所作的。说来我也曾读过《珠还记幸》一书，但之前尚未注意这个黄裳自我纠错的细节。黄裳在《槐痕》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把自己至今不辨树种的惭愧心情告诉了平伯先生，先后得到他的两信，对此事有所谈论。”其中一封俞平伯先生的回信如下：“‘枫杨’一名似曾见过，只不识其为何树，若北人云‘平柳燕’则从来不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诚非易事。若吾兄之误枫杨为榆，枫杨冷僻固属无妨，弟之不辨槐榆则其事颇怪。”俞平伯先生的这封信，一方面对于黄裳的差错颇多安慰，另一方面则更是牵涉出自己的一段类似的文人掌故。在第一封信中，俞平伯针对黄裳在文集《榆下说书》中记俞平伯的文章《古槐书屋》中的内容，“略有补充”，其中便有“名为古槐，实榆树，与尊著名称相似”这样的“补充”。 在黄裳的这篇《槐痕》之中，他这样写道俞平伯先生家中的那棵榆树：“1950年倾，我到老君堂的俞宅去过一次，至今仍留下那棵大榆树和在他覆盖下的书屋阴暗寂静的印象。”黄裳那次拜访，乃是作为文汇报社的编辑，向俞平伯先生约稿，最终便是约来了《红楼梦研究》的最初几章，此乃是俞先生经旧稿《红楼梦辩》重新改写而成。俞先生在读到黄裳所作的《古槐书屋》之后，对于这个所谓的“古槐”进行了“补充”，其中第二封信乃是说得更为清楚一些：“昔有诗句‘凉月姗姗弄古槐’，先友朱公以为趁韵，后遂有古槐书屋之名，且以之名吾诗词，今不可复正矣。此屋佩弦从前每来京寓辄宿焉，不胜黄垆之戚。其树与屋，皆已俄空。今此名已废，仍偶属‘槐客’，另用南柯记‘槐安国’故事，取义不同。”显然，俞平伯先生并不是槐榆不辨，而是借“古槐”之黄粱一梦的典故来做书房名，可谓大有深意矣。黄裳显然也受到俞先生的启发，乃是将错就错，后来未再修正自己的“差错”，甚至在1992年8月出版文集《榆下杂说》，“榆下”二字如故。 值得一叙的是，俞平伯作为黄裳的师辈，黄对其十分尊重。黄裳与俞平伯联络始于抗战结束后，当时无非是其热衷于收藏前辈学人的手迹，交往可谓泛泛也。在之后两人交往中，大约有三件事情，让他们的关系不断得以加深，其中一件便是赠书《榆下说书》并互道“差错”的事情。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前面提及到的约稿，乃是1950年黄裳到北京向俞平伯先生约稿，促成了后者重新改写《红楼梦辩》，且由此还引起了一段学界的风波；还有一件事情，则是黄裳在“文革”后亲自操刀，为天津百花文艺社策划的“百花小文库”编选了一册《俞平伯散文》，两人由此书信往来不断，商议篇目，互道意见，最终编成一册双方均满意的集子，可谓更增了一份情谊。黄裳一生为他人编书不多，《俞平伯散文》算是一册。人与人的交往就是这样，互相牵涉越深，共同语言才多，交际也才越密。如果交往的过程顺顺利利、平平淡淡，那么认识和熟悉的程度也就大打折扣了。因《榆下说书》的书名“差错”而引起的往来交流，显然也增深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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