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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虫小史

 北京四爷 2018-07-01


“鸣虫”是一个比较雅的说法,天津民间更通俗的叫法是“叫虫”,二者的含义都是鸣叫之虫,是相对于蟋蟀的“斗虫”而言。其实这两个名词都有很久的历史。


早在一千多年前,南朝诗人沈约有诗写道:“远林响咆兽,近树聒鸣虫。”后世的文人甚至还写过几首《鸣虫赋》。


“叫虫”的说法起自宋代,当时的画家李澄叟撰《山水诀》,谈到画虫的方法:“夫画花竹翎毛者,正当浸润笼养飞放之徒。


叫虫,问养叫虫者;斗虫,问养斗虫者;或棚头之人求之。”本以为“叫虫”、“斗虫”是俗之又俗的民间口语,没想到在宋代文人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这可真有点出人意外。



养虫一般认为始于唐代玄宗时。玄宗是历史上有名的享乐皇帝,斗鸡、走狗一类娱乐大都被归到他的头上。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有“金笼蟋蟀”条:“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此则资料有一定真实性,养尊处优的宫女们,百无聊赖之际,用金笼畜养一只小小的蟋蟀,听着悲切感人的虫鸣,聊以自慰,以度过漫漫长夜,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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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百姓们养虫也是跟宫女们学的,恐怕不对了。实际上是养虫娱乐早已有之,来自民间的宫女把此法带到宫中而已。


史书载事有一个毛病,不少民间艺术都被说成是“传自宫中”,其实是颠倒因果。 



此后,有关养虫的记载渐多。宋代除了养斗蟋蟀,还养能叫的纺织娘,这是一种南方鸣虫,北方很少见。到了明代,当时的京师北京城里,养虫之风大盛。

据当时寄居北京的文学家袁宏道记载,北京人喜养蝈蝈:“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师人谓之聒聒,亦捕养之;南人谓之纺织娘。食丝瓜花及瓜穰,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余尝畜二笼,挂之檐间,露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


还有金钟儿:“又一种微类促织,而韵致悠扬,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听之令人气平,京师人谓之金钟儿。”直到现在,北京人也是最喜蝈蝈,看来是有传统的。



到了清代,有几个皇帝也成了鸣虫爱好者,各府王爷们也以畜玩鸣虫怡情养性。比如康熙皇帝就很喜欢鸣虫,灯节赏花听虫鸣是他每年一项重要活动。


据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载,当时宫里“秋时收养蟋蟀,至灯夜则置之鳌山灯内,奏乐既罢,忽闻蛩声自鳌山中出”。


还在宫里架设暖室,进行蟋蟀、蝈蝈等鸣虫的孵育,“每设宴,则置绣笼中,唧唧之声不绝”,即使在严寒的冬月,宫里也到处响着鸣虫欢快的叫声。


《清宫词·鳌山蛩声》描写了这种怡然自乐的太平景象:“元夕乾清宴近臣,唐花列与几筵平。秋虫忽向鳌山底,相和宫嫔笑语声。”



康熙帝曾有诗咏曰:“秋深厌聒耳,今得锦囊盛。经腊鸣香阁,逢春接玉笙。物微宜护惜,事渺亦均平。造化虽流转,安然比养生。”(《络纬养至暮春》)


据这首诗的题目可知,康熙皇帝养的蝈蝈居然能活到春末,可知他养鸣虫是颇得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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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岛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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