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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杰出的闺阁诗人、词人，同时也以其卓著的作品成就闻名于世。身处封建等级森严的古代，李清照及其作品在接受中能够取得如此文学成就与文坛地位，除了其自身聪颖玲珑、兰心蕙质天赋外，也离不开家世的影响，家庭以及生长环境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清照生于宋代一个典型的书香世家，自幼沐浴在浓厚的文学熏陶下，父亲李格非是北宋时学士名流，《宋史》记载李格非：“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廖正一、李禧和董荣三人并称为苏门“后四学士”。 李格非著述很丰富，但是现在仅存有《洛阳名园记》，而其余的都已经亡佚了。李清照的外公是当朝的状元，母亲王氏“亦善文”《宋史·李格非传》。由此可知，浓厚的家学熏陶，为清照的阅读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耳濡目染，使得清照从小就展露出不凡的文学才能，这与她将来在成为文坛上的“婉约宗主”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家学基础。 不仅如此，李清照出嫁后在夫家的生活环境对其文学创作也非常有利。首先清照与明诚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其次，其公公赵挺之为当朝的宰相，这也为李清照阅读和创作提供了较为丰厚的文化资源：“丞相（赵挺之）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清照与明诚共同的文学爱好，同时又得益于夫家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婚后的清照才可以从容无阻的在丰厚的资料文献中继续创作。 未出阁时，优厚的家学熏陶，使得李清照可以肆意徜徉于文学的世界中，尽情展露其诗情画意的天赋；出嫁后，优越的物质以及精神条件，不断地为清照文学道路铺平道路，使得清照的文学成就逐渐提升。 但是，优秀的作品如果在流传过程中，没有读者对其接受，自然也会失去文学的生命力，逐渐淡出文化圈中，为人们所忽视，甚至是遗忘。相反，如果读者对其作品进行接受，不仅可以将作品的内容和意义不断推广和衍化，还可以进一步窥见作品潜在的内涵，对其作品进行再创造，逐渐增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 宋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政治、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得力于当朝优越的文化环境，宋代的文人文化交游活动于是成为了较为普遍的趋势：“士林中人似乎悠闲惬意，每多宴游之乐，并且结为诗社，在宴游诗社中横诗论文。”作为文学“集大成者”的苏轼，时常召集自己的朋友和弟子们，或饮酒吟诵，或诗词唱和，这诗词唱和的盛况在《西园雅集图》中有生动的描绘——“（苏轼）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辩论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清照的父亲身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自然能结识众多的文豪大家，与晁补之、张耒等人的关系尤为密切，三人经常通宵达旦的卧榻论诗。得益于父亲的关系，李清照有机会经常参与父辈们文化交游活动。 《如梦令》是在李清照少女时创作的，清新婉丽的词风获得了著名学士晁补之的称赞，而且晁补之经常向文友们称颂李清照的文学天赋。晁补之是当朝著名的文学家，诗词文俱佳，而且与李格非交往甚密，乐于奖掖后进的晁补之自然会对才华出众的李清照青睐有加。 同为苏门四学士的张耒，亦与李清照的文化交游有交集。清照得益于父辈的交往（张耒与李格非同在京师做官，情同手足），可以与张耒接近，并且有机会和张耒诗文酬唱。清照有着如此才情，在交游过程中，不断受到当朝学士名流的奖掖和称赞。李清照在与当世文人的交往活动的过程，不仅可以为其生活和学习进一步增添兰芝般的文化氛围，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学成就，而且从另一方面，还能拓宽其才名的广泛传播，使其诗词作品散播和流传的更为广泛。 总之，李清照家世背景雄厚，文化交游广泛，且不乏名人文士，出阁之前，已与许多文坛宗师级的人物往来，及后嫁与明诚，“宰相之媳”的光晕笼罩着她，一内一外合成的名人效应，可想而知，李清照备受大众读者和文人读者的关注程度。 相较之下，朱淑真远远没有李清照家世及交游的条件。不管是从家世背景层面，还是从文化交游层面看，朱淑真在这两方面的条件都略逊一筹。虽说朱淑真也出身于官宦之家，家境比较优越，淑真的父亲与丈夫也在朝为官，但是二人具体的官位却无从考证，甚至姓名也无从得知，可见二人并非出身于当时的名门望族，而当时的文坛名流学士也未曾主动嘉奖她。 通过朱淑真本人的诗词，我们可以大致做出这样的推断，其文化交游圈子很狭窄，多限于普通人，人际关系十分简单。她的文化交游，更多的是与家人、朋友的切磋唱酬。而与家人的交游，也比较少——《寄大人》二首、《得家嫂书》、《中秋家宴咏月》。 除了与家人的酬唱外，仅与屈指可数的三位女性有交集，“魏夫人”（前言中已说明此魏夫人并非为北宋副宰相曾布的妻子魏夫人魏玩）、“谢夫人”和“吴夫人”，以及《围炉》诗篇中未提及姓名的一些小姐妹们。由此看出，朱淑真生活和创作的环境比较封闭，正如她在《减字木兰花》词中吟唱“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这是她精神层面和现实生活的写照。 朱淑真在狭窄封闭的环境中生活和创作，隔开了她与文人士大夫的交集，限制了自己与名流学士的文化交游，这样一来，她的才名、她的作品也就难以进入到主流社会和上层文坛，自然缺少读者对其作品进行接受和传播。故而朱淑真的作品在宋代接受的程度远逊于李清照。 读者对二人作品的接受，在情感上是有区别的，李清照在情感接受上是雅正的，这符合正统儒家观念，与文坛占多数的男性文人所期待的情感相契合，以男性视角的审美标准相契合，所以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史上，李清照自然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接受。 具体分析来看，文人读者对李清照作品的情感接受是雅正的，虽然有文人批评清照的作品在表达内容上有时“肆意落笔”而“毫无顾忌”，但是，她的情感归宿仍旧指向的是婚姻家庭，符合封建社会对女性忠贞的传统观念，而且其作品符合正统儒家所称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标准，因此能够被封建文人读者所认同接受。 从李清照的诗词选以及对其作品的评价与题、唱数量来看，自宋至清，接连不断的被文人读者们关注和赞赏，在明、清时期，清照的文学地位被推至宗主，荣耀至极。李清照作品符合中国传统的儒家诗教——“温柔敦厚”。诗教传统要求作品在表现上，要有节制的宣泄情感，诗作在整体上呈现出中和之美方为上品；在情感表达上要符合孔圣人所宣教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情感的表达要适度。 而朱淑真爱恨形诸于色，抒发情感集中表现个人的悲喜，尤其是悲，她的作品中满溢愁情，难以抑制。“淑真，伤于悲怨”；“作诗多忧怨之思”诚然如是也。与朱淑真不同的是，同样是表达愁情，李清照能以理性的情感刹住悲伤，让读者读来能够感受到其内心深沉的痛楚却依然理性面对。 另外，同样是写“乐”，李清照对爱情的大胆表露是建立在婚姻的基础上，是符合正统的观念，而朱淑真则未然。而朱淑真对文人读者的情感接受是“未适乎情性之正”，情感的抒发是毫无理性的节制，她的愁，则满溢幽怨的情思；她的乐，则浅弱容易，与传统正统的观念相偏离，一直以来被文人读者所舍弃，为世俗所不容。 对于朱淑真的作品，在淑真死后，她的父母连其作品“一火焚之”，因此有文人读者猜测，是否其父母是为了遮掩女儿的婚内“出轨”失节一事，而烧毁其作品，以免玷辱家声。此说仅是文人读者间的推测说法，是否为事实还存疑，但是淑真的作品在情感内容的表达上，与正统“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理念背道而驰，她的情感表达是“伤于悲怨”、“多忧愁怨恨之思”。 朱淑真有悖于封建正统诗教，因而得不到文人读者以及正统文化的接受与支持，但是俗文化方面却给予了淑真极大的关注。她的作品得以保存下来，大部分是得益于民间百姓对淑真传奇故事的好奇与同情，得益于淑真自导自演的一幕幕断肠之人的悲剧剧目，对淑真及其作品的接受与认同，是与其不幸的婚姻遭遇交织在一起的。 潘寿康认为宋元话本《雨窗集·戒指儿记》，写的就是淑真少女时期的恋爱故事，而且其中收录了淑真《立春》和《书王庵道姑壁》二首诗；明代周楫《西湖二集》中《月下老错配本属前缘》和清代陈树基《西湖拾遗》中《断肠集循环凭月老》，这两篇小说故事中的人物都是以朱淑真为原型写成的；而且连小说中的人物都经常读淑真的作品。在梦觉道人辑《三刻拍案惊奇》第三回中写道：“几头有几本朱淑真《断肠集》，看了，每为她叹息道‘把这段才色配了庸流，岂不可恨？’”。可见朱淑真在封建士大夫文人读者中声名不如清照彰显，但是朱淑真及其作品在通俗文化中流传颇为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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