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别人善意的回报？

《孟子·离娄章句上》之二

现在如果我们要给孟子来较真的话，规矩（特别是特定的规和矩）并不是方圆之至，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画方画圆的工具，进一步说，圣人（特别是孟子所认可的圣人）当然也不能说是人伦之至。所以从历史进化的角度，君臣关系也不会尽于尧舜。其实在战国时期的各家，对于“法先王”还是“法后王”就有非常大的争议，就是儒家自身，《中庸》记载的孔子对于传统的态度，也是认为“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说明孔子也并不主张照搬传统，“温故而知新”，传统可以学习，但应该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战国时期的法家与道家都对一些儒家复古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就认为真正的圣人是“不法故”的，《史记·商君列传》里，商鞅为自己的改革措施进行了辩护，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

另一方面，就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传统而言，“忠君爱民”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再怎么变革，为君者爱民的传统不能变，为臣者忠君的传统不能变，从精神实质上说，忠君是忠于道，是忠于集体意志，个人价值要在集体价值的基础上得到体现。这个传统是由尧舜禹这些中华民族的先圣所开创的，也是孔孟的儒家所继承的，所以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继承这个道统、政统的基础上因时而变，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所以大原则的划分就是仁与不仁，即是否以人民利益、集体利益作为基本政治原则。如果不是这样，执政只是为了个人的享乐，骄奢淫逸，就会被人民所抛弃。严重的就会“身弑国亡”，不严重也会“身危国削”，就像周幽王和周厉王，虽然不像商纣王那么残暴，但不能施行仁政，就导致了周朝的衰落。

进一步推论，仁与不仁不只是国家的原则，也是诸侯、大夫、士、庶人的处世原则。汉代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也认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但是，历史上看，无论是鉴之于国家还是个人，“死亡”和“不仁”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或许我们可以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即使如此，我们可能看到的也仍然有大量相反的事例，所以太史公在《伯夷列传》对这种现象也提出了疑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後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这也可以说是间接回答了我们上面所说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对人好，却得不到别人善意的回报？孟子这里的回答就是说那说明你自己的这个仁做的还不够，同样智与敬也是如此，我想管理好一个组织，但是组织仍然是混乱的，那说明你的管理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对人恭敬有礼貌，但是别人仍然对我爱理不理，那说明你的这个敬的修为还不够。这和《中庸》里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处世原则是一致的，“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同样客观的来看，其努力与其效果之间的对应不是那么直接，孔子也说：“其身正，不令而从。”关键在于对“正”的判断，正身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修身过程，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你自己认为身正不可以说就是身正，如《大学》所言，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以对于“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的说法，一是要知道身正没那么简单；二是要知道“天下归之”是一个过程，没那么顺畅。

这等同于《大学》中“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逻辑，孟子的意思是说大家都说“天下国家”，可是你们知道吗？要想“平天下”不能就天下而平天下，而是需要先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就需要先把家管好，而要把家管好则需要领导者先修身，当然进一步内推，就是需要”格致诚正“。这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大原则、大逻辑。

孟子谈“为政不难，不得罪与巨室”，粗看似是要拉拢国中的势力集团，集注解释巨室为世臣大家，林氏分析：“战国之世，诸侯失德，巨室擅权，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二遽欲胜之，则未必能胜而适以取祸。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务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悦服，则吾之德无所留碍，可以及乎天下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得罪与巨室”似乎只是一个妥协的策略，感觉跟本段所论语脉并不符合。

我觉得从抓“关键少数”的角度来看待可能更通顺一些，即天下之大，人心纷纭，要把自己的仁心推广出去，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么从“不得罪于巨室”开始，就是先“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些“有影响力的人”被感化了，那么仁心就可以通过这些“有影响力的人”传播到更大的范围，以至于“天下慕之”，以现在的传播理论来说，就是先要影响“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去影响更多的人。

船山认为，“不得罪于巨室”，与《论语》中谈到周公的“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意同，乃以收拾仁心于忠厚仁慈之中，而非有称兵犯顺之王承宗、跋扈不恭之韩弘须为驾驭，不然则效安、史、滔、泚之为也。即“不得罪于巨室”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行为，而不是因为担心巨室不服管制而采取的妥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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