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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水此次辑了五柳先生的八首诗歌，诵之怡然自得，乐乎陶陶然也。然则“独乐乐，不如与众人乐”故辑于兹，且对五柳先生的生平简介略作闲聊，冀与网友共仰先贤，发追慕之幽思，效五柳先生之高标。庶不忘思齐之贤。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云水闲聊： 此诗与《归去来兮辞》相映成趣，极言返乡后的喜悦怡然，挣脱尘网，逃离樊笼，实在可喜可贺，故园的一草一木，狗吠鸡鸣都是那么亲切自然。而以前身陷官场的自己，是误落网中的羁鸟，是困于浅池的游鱼。从此终于回归了旧林故渊的大自然，也找回了人的本性和尊严。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云水闲聊： 在亲身参加了农田劳动，体会了农民的劳苦之后，他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选择，“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虽然物质生活是贫乏简陋的，但陶渊明的精神是充实的，“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其八)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云水闲聊：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间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云水闲聊： 这是他在遭受火灾变故之后，不得已搬迁到南村，得到邻曲的帮助，重新生活时写下的两首诗。记述了他与农民日常往来，乡亲无厌的真实生活。其中有不少打动人心的细节：“间多素心（善良好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高声）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时的诗人，的确是一个农民了。
云水闲聊：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之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的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到他时已经家境没落。他的少年时代受到儒家教育的熏陶，抱有“大济苍生”的志向。但是他生活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大乱时期之一。从东晋末年到南朝刘（裕）代晋称帝，门阀党争不断、军阀割据日益严重、派系倾轧层出不穷，政治上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激烈，黑暗的社会现实令他十分失望压抑，乃至悲愤。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热衷的是争权夺利和官场倾轧。对陶渊明来说真正是“理想非常丰满，现实十分骨感”。这无疑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直到公元394年陶渊明29岁时他才出仕。在此后的十三年中只不过是做了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不仅抱负无由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与官场人物周旋。这对于崇尚自然，抱朴守真，自尊强烈的陶潜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因而才有了“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念头，企羡归隐田园。39岁时他曾辞官归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意即：本应忧道的，可是道不行，那就只好躬耕自给了。就在当年他亲自参加了农田劳动，无奈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无法供养全家生活，一年后又被本族亲戚荐举为镇军、建威参军，公元408年秋出任彭泽令。有一则小故事：陶潜任彭泽令，得俸禄官田二百亩。妻问何以种？潜曰“20亩种稻米以食，余皆种稷黍以为酿酒。”妻不允，最后半种稷黍半种稻。可见陶渊明爱酒成癖。殊不知他只做了80天的县令，一无所得。一日郡督邮来到县中，属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他叹道“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职归去，从此再不踏入仕途。此一去，他为后世留下了千年不朽的《归去来兮辞》，决绝地宣告了“世与我相违，复鴐言兮焉求？”“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不与官场合作，不向黑暗现实妥协态度。也使他成为中国古代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此后二十年，他把自己化作一朵在中国文学史天空中孤傲而又寂寞飘浮的洁白孤云。 归隐以后的生活又因一场火灾致使陶渊明一贫如洗。原先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旧居变得“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后不得不举家迁往南村，生活愈发贫困。“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甚而过着“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贫士》之二）“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的乞讨生活。即使如此，他也宁愿“寒馁常糟糠”也不愿再踏入官场。这就是陶渊明的决绝与义无反顾，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中国古代文人自珍自洁的气节高度。陶渊明与后来的所有田园诗人不同的是：他是自觉地把农村田园劳作看成是与上流社会相对立的唯一的乐土，也是他内心情操的寄托。而且他亲身参加农田劳动，对贫乏劳累的生活安之若素。他不是作秀给什么人看，也不只是站在尘世之外欣赏田园风光，而是正面描写农村劳动生活及个人的体验和感受。他的归隐，决不是唐代时某些文人，为求仕而归隐的“终南捷径”，由隐而仕；更不是有些有高官厚禄的文人由仕而隐，既不影响生计，还可以边仕边隐，名利双收。他实实在在是名副其实的“弃绝于官场，躬耕与南亩”的靖节先生。
云水于知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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