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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50年前后，就在今天地理意义上的西方文明发源地希腊和罗马一带，一个名叫希罗多德的青年人，开始了他的游历和历史学创作。不久后，他创作的一部名为《历史》（也被称为《希波战争史》）的作品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著作。他不但为欧洲留下了三千年前的战争概况，而且从此被西方人称为“历史之父”，以及西方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正在游历创作的希罗多德当时不会想到，在与相隔万里的东方大地上，有一个思想文化伟人，以几乎相同的历史和文化成果，以东方文明特有的方式与其耀相辉应。 这就是中国的左丘明。 1、在孔庙里“从祀”的左丘明 在一贯自奉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观念里，无论是在庙堂之上，还是在乡野民间，排座次是个大问题。在中国式的文学作品里或是日常生活中，为了座次不公“拂袖而去”的例子屡见不鲜。 但至圣无言的盲人左丘明却无法表达他的任何不满。  至到今天，他的遗像仍然默默地站立于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外的西庑房（偏殿）里，挤在多达一百余位“先贤先儒”队伍中间，远远地眺望着他的朋友——那位死后才被搬上“大成殿”的儒家偶像、被历代皇帝们恩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孔子，从而接受后世的所谓“从祀”。 在孔庙的祭祀仪式里，“配享”和“从祀”是一种差别化很大的“政治礼遇”。 其中，享受“配享”待遇的圣贤先哲，地位最高。他们往往被塑成泥像，在大成殿内南面而向的孔子像前东西相向而坐；而享受“从祀”待遇的，只能在大成殿外被称为“东西庑”的偏殿里接受世人瞻仰。 史载，孔庙里刚开始“配享”和“从祀”的人很少。如唐贞观四年（630年），太宗诏“州县皆特立孔子庙，四时致祭，以左丘明等廿二人从祀”。 此后历代增替，到民国时，“配享”和“从祀”者多达156人。 而这156人，更被历代帝王和儒家士子们有意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是具有“配享”地位的“四圣”：即和孔子“神位”最近的两边站立着“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宗圣”曾子、“亚圣”孟子。 第二等级，就是所谓的“十二哲”：东侧站立着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冉求；西侧站立着仲由、言偃、卜商、颛孙师、有若、朱熹。 最后就是享受“从祀”地位的148位先贤先儒。其中包括我们今天熟知的历代贤哲如范仲淹、王阳明、韩愈等人。 本文的主人公左丘明就处于“从祀”地位的西侧第三十三位，按照中国传统座次排列，他实际上“排名”第86位。 2、左丘明和孔子的真实关系 然而，真实的左丘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论语》里的记载：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语见《论语·公冶长》） 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左丘明至关重要。很明显，在这句话里起码包含有两层意思：其一，孔子认为甜言蜜语、谗言媚色、卑躬屈膝和隐匿怨恨而佯装友好等行为，他和左丘明都认为很可耻；在这里，孔子明确表明自己和左丘明的的价值取向保持高度一致；其二，孔子用这种方式向左丘明表示尊重的同时，也有一种在今天看来是“拉大旗、做虎皮”的用意。
另外，根据从孔府档案馆获取的《左传精舍志·荐圣图》中还有一段记载，更加证明了二者的关系： 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乃谓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圣人欤，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将其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为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与逃于重丘之下；羊相与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矣。今君欲以孔子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馐也。’于是，鲁侯遂不与三桓谋，即召孔子为司徒。 这段文字就是“与虎谋皮”的成语出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鲁侯非常器重左丘明，凡遇大事，必先与其商量和征求意见。而且，左丘明本人也认识到孔子的智慧和能力，他没有陷入“文人相轻”的局狭思想窠臼，而是向鲁侯大力举荐和保护孔子——因为当时的权臣“三桓”（见本书《鲁国的悲剧》一篇）是不愿意让孔子这样的“至德之人”当他们的“领导”。所以左丘明建议鲁侯不要征求权臣“三恒”们的意见。由这段记载可以判断，在当时，左丘明的年龄、地位和威望是不亚于孔子的。 孔子上任之后，与左丘明更是互为挚友同道，关系异常密切。比如三国时期魏国儒家学者王肃在其《孔子家语·观周篇》中记载： “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可见孔子和左丘明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但共乘一车去周朝查阅史料，而且是分工《春秋》的“经”和“传”的写作。这里的“共为表里”，无疑是一种“对等”和“合作”的关系。
而且，还有许多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孔子对左丘明的高度赞扬。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汶水》中有一段记载，大意是孔夫子到齐国去，路过肥邑时曾感叹说“肥邑有一位君子”——因为左丘明是肥地人。另外，《论语·雍也》中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被后世证明为是孔子对左丘明的“评价”和“赞扬”。因为这个评价，春秋以后，左丘明的“君子”美称一直沿用下来，以致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左丘明为“鲁君子”。 3、真实的《春秋》和《左传》 后世把左丘明列为孔门弟子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的主要传世作品《左氏春秋》被后儒们定位为《春秋》三传之一（另两个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和），即左丘明是以注释和解释孔子《春秋》的面目出现的。 然而，真实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据近代历史考证，《春秋》本是鲁国宫廷档案，保存和撰写《春秋》，本是鲁太史左丘明的“份内职责”。孔子编纂《春秋》，必须经过左丘明的允许和同意。 中国自西周起，就有各国“太史”们负责记载国家大事。由于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就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现存被认为是孔子“力作”的《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等十二代君主的事迹，计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依《公羊传》和《谷梁传》），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春秋》的编年体例虽然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但只是简单的“流水帐”式的记载，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且对当时的历史记录很不完备，遗漏了许多重要事件，所以王安石曾认为《春秋》是“断烂朝报”。 《春秋》的总字数约一万六千多字，但据后世考证，据说原文有一万八千字。 《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 再来看《左传》（即《左氏春秋》）。 第一，《左传》所记的历史时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比《春秋》多出13年，以实际记事更是多出26年（最后一件事为略提“三家灭晋”） 第二，《左传》虽然基本上以《春秋》中的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内容上却不单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是以周王室的衰微和诸侯争霸的历史事件为主体。而且，《左传》也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引征了大量古代史实，对当时的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从而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第三，《左传》共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在古代有限的书写和记载条件下，可谓煌煌巨著。 第四，《左传》“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性，开创了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的史论方式，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良史”传统。与孔子“为尊者讳”的观点不一致，左丘明曾经在《左传·文公六年》中也，直呼秦穆公之名任好，并以“君子曰”的形式对秦穆公为自己殉葬的做法进行了痛斥；这种鲜明的思想观点是与孔子一贯秉持的“畏大人”思想传统炯然不同。 第五，《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虽然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但同时也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这在孔子的《春秋》里是绝难见到的。 第六，《左传》在写作方法上从单纯记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谋篇和善于讲述故事的方向开拓，有效增加了叙事的形象性、生动性。而且，《左传》的语言简洁而准确，生动而富于表现力，注意细致描摹，长于运用比喻，在文学表现力上达到了很高成就。在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中，在共计二百二十篇被后世称为经典的散文中，《左传》被收入的篇章竟达三十三则之多，如果再加上同样出自左丘明之手的《国语》中的十一篇，则竟占近全部作品的五分之一强，以此可见，左丘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奠基地位。 综上所述，《左传》与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是独立存在的作品，其影响和价值远超过《春秋》本身。对此，后世一些有良知的学者也有一些中肯的评价，比如《太平御览》六百十引桓谭《新论》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之也。”两晋名臣贺循认为：“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清代文学家刘熙载也认为：“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近代学者万昌华教授更在其《中国史学之祖左丘明》一文中说： “左氏不仅有才，而且具有史德和史识，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历史学之祖。”“中国长期以来有左丘明为素王孔子的素臣之说，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并非如此。就人格、学识和成就而言，左丘明不亚于孔子，二人共同研究历史没有主次之分。”“与《春秋》相比，《左传》一书中思想观点上也有突破和发展……这些都超出了《春秋》思想的藩篱。” 还有学者认为，《左传》和《春秋》的关系，类似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与原《水经》之间的关系。《水经注》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作了二十倍于书的补充和发展而自成巨著。”《左传》以二十万字注释不到两万字的《春秋》，当然自成一家，可不附于春秋也。 4、作为文学和历史作品的《国语》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相传为春秋末鲁国左丘明所撰。虽然有的学者从内容上判断，认为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依据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但至今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国语》并非左丘明的作品。《国语》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就文学和史学价值而言，《国语》虽不及《左传》，但其价值远比《尚书》和《春秋》等作品有所发展和提高。另外，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记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5、“三不朽”评价体系里的左丘明 左丘明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不但在于史学和文学意义上的《左传》及《国语》，更在于他在儒家思想体系上的杰出建构。在这方面，无疑以《左传》所记载的人生“三不朽”标准最为典型。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不朽……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里的穆叔是鲁国大夫叔孙豹。当三晋著名的范宣子拦住他问什么是“死而不朽”时，他认为：第一等的“不朽”是立下高尚的德行；第二等的“不朽”是立下杰出的功勋；再次之的“不朽”是留下传世的语言和文字。 今人无法确证左丘明这段历史记载是他自己的“文学创造”，还是当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但可以确定的是，正是因为《左传》的广泛影响和深入人心，“三不朽”之说自此成为数千年来无数中国儒家士子们孜孜以求的最高人生目标。 那么，如果按照《左传》里的标准来衡量左丘明，他又是否能够“不朽”呢？ 首先，左丘明可谓“太上有立德”。如果他没有“立德”，作为历史上公认“立了德”的孔子又怎么能言之凿凿与左丘明“同耻共辱”而且屡屡赞美他为君子呢？ 其次，左丘明“其次有立功”。他不但官居春秋主要侯国鲁国“六卿”之一的太史之位，而且能够在鲁侯向他咨询用人大政时，竭力“荐圣”于朝，这样的“荐圣”之功，以及他后面所谓的“释圣”之功，又举世何人能及呢？另外，作为史官，左丘明主持的鲁国太史室更是当年各国的“榜样”，比如昭公二年，晋韩厥观书于鲁太史室，见其所写的“易象”与鲁《春秋》后，叹道：“周礼尽在鲁矣！” 最后，左丘明“其次有立言”。这一点只要我们看看《古文观止》，便可知他在“立言”方面是何其辉煌。 6、圣人眩目光辉下的左丘明 那么，在“立德、立功和立言”方面都如此“不朽”的左丘明，又为何被放置在孔庙里的“从祀”角落里，享受着后世的“冷眼”呢？ 个中原因，也许在于他和“圣人”孔子的距离太近，而圣人的光辉又太过耀眼眩目。 首先，汉兴以后，随着孔子地位被不断加码抬高，左丘明也开始被作为烘托孔子伟大的“筹码”。 “始做庸者”似乎是孔门“优秀学子”司马迁，据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中载：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记史记旧闻……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里交待了孔子在仕途上处处碰壁后，愤而写《春秋》的经过，以及《春秋》得以传播和流传的原因：是左丘明害怕孔子的弟子们误解了他们的老师，在解读晦涩难懂的《春秋》时“变了样，走了形”，所以对《春秋》进行了注释，如此这般才写成了《左氏春秋》。如此以来，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左传》仿佛成了孔子儒家经书《春秋》的衍生品之一，这无疑于极大地抬高了孔子的地位和印象，但客观上却贬低了左丘明的地位。 接着，又有人故意把左丘明列入孔子的“学生”之列。比如在《晋书·荀嵩传》中即如此“传言”： “孔子惧而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人精究。孔子即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 在这里，受到《史记》和《汉书》影响的《晋书》已然进一步把左丘明和孔子的弟子子夏放在了同一地位，本来平等的“互为表里”、共作“经”、“传”变成了只有师生之间才有的“造膝亲受”关系。 及至宋代，更加信奉孔子的宋儒们进一步把孔子和左丘明视为“素王”和“素臣”的“上下级”关系。 如宋真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当时的称呼是“中书门下平章事”，被时人评为“五鬼”之一）丁谓曾在诗中“赞”左丘明曰： “猗欤左氏，闻道素王；依经作传，微旨用彰；词有余韵，人镣末光；庆封锡壤，广鲁之疆。”（语见“古诗文网”站内文章《左丘明的影响》） 表面上是是称赞左氏，而实质上已然把左氏贬低为“素王”孔子的弟子和“素臣”了。 当然，左丘明之所以被中国历史所忽视，根本原因还是孔子的“学术”思想更加“实用”和“圆滑”。相对于左丘明来说，孔子更加强调“为大人讳”和“畏大人”的“忠君思想”——而这样的思想也正是孔子死后被历代统治者加以无限拨高和利用的“主观原因”和“内在驱动”。反之，作为“良史典型”的左丘明却因为常常秉笔直书国君“大人”之过，所以即便他的历史和文学贡献再大，也注定要被历代统治者以及受他们驱使的儒家士子们冷落和忽视。 7、东方历史之父 公元前451年，当《国语》尚未完成时，中国历史之父左丘明不幸辞世，享年一百余岁。关于左丘明的年龄，由于其出生年不详。一说其比孔子小，即出生于前502年，而死于前422年；一说左丘明比孔子大，认为他出生于前556年，而死于前451年；本文认为，如果孔子生于前551年，则按照孔子对左丘明的“尊重”和礼敬，以及左丘明“荐圣”的史实，他必然不会小孔子五十余岁，所以本文取其生于前556年而卒于前451年，享年一百零五岁。 左丘明逝世后，乡人钦其德望，选村东北角一高阜处安葬，相传送葬者倾庄而出。自此，其后人世居此地。改“左史书舍”为“左传精舍”。 以“瞽阇”形象度过了后半生的左丘明在发愤著述时，他同样难以想象，和他相隔万里的西方，一个名叫希罗多德的希腊人也在从事着和他类似的工作。这位被希腊人称这“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在记述他们的历史时，和左丘明一样注重于对战争的记述。他的著作也因而被称《希腊波斯战争史》。我们知道左丘明的《左传》中的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鲁与齐的鞍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吴鲁与齐的艾陵之战，都写得活龙活，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再比如，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注重政治体制问题，曾将希腊城邦分成君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几类。他推崇希腊，称颂雅典，主张权利平等，看重法治。同样，左丘明在《左传》中也注重国家政治体制之事，也在相当程度上肯定其所在的鲁国的政治制度，肯定鲁国季文子等领导人的勤政为国与清正廉洁，提倡国君要慈善平等对待自己的人民，主张国家的礼制成法不可擅自改动。 另外，希罗多德与左丘明二人都是讲故事高手、叙事的大师，所记人物形象生动，所述故事一般都连贯完整。当然，我们无从知道希罗多德的品行如何，但我们却知道左丘明是一个道德完善、让圣人孔子都甘心佩服的“彬彬君子”，这样一个实现了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不朽”的伟大人物，如果不是因为孔子的光辉遮掩，如果不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环境下，左丘明，无疑也是与孔子一样伟大的文化巨擘和千古一圣。 相传今日华夏大地上的左姓、丘姓和邱姓都是左丘明的后人。 尤其是邱姓的来历，是因为清雍正三年(1725年)，没有真正读懂孔子和左丘明关系的雍正皇帝，居然为了“避孔子名讳”，上谕命天下凡遇“丘”字，必加“阝”旁为邱。故今左丘明后人大多姓邱。 不知九泉之下的孔丘和左丘明二圣，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无知安排，会做何感想。 附录出自《左传》中的部分传世名言，以作为本文的另类“博按”：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虽鞭之长，不及马腹（鞭长莫及）。 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吃一堑，长一智。 量力而动，其过鲜矣（量力而行）。 临祸忘忧，忧必及之。 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 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见晋公子重耳之亡《左传》，“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语》：‘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故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同姓，畏乱灾也’。） 兄弟虽有小忿，不废雠亲。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善不可失，恶不可长。 骄奢淫逸，所自邪也。 无信患作，失援必毙。 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 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 宴安鸩毒，不可怀也。 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尔虞我诈） 无德而禄，殃也。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祸福无门，唯人所召。 过而不悛，亡之本也。 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睱不掩瑜） 风马牛不相及。 众叛亲离，难以济矣。 众怒难犯，专欲难成。 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 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所自邪也。四者来，宠禄过也。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 华而不实，脆而不坚。 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礼，天之经也，民之行也。 朋友：同师曰朋，同志曰友。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不以寡犯众。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侵欲无厌；规求无度。 贪天之功以为己功。 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宽以济猛、盛以济宽，政是以和。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私仇不及公。 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 不以一眚掩大德。 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 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若不早图，后君噬齐。 树德莫如滋，击疾莫如尽。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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