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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立名传世观念在我国史学思想发展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从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到左丘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立名于青史观念的提出，后世的史家都在自己的史著中不同程度的表达出了对立名于青史的渴望。儒家史学中的立名观带有强烈的功利教化色彩和对现实的理性的思考。以“礼”为标准，以“仁”为评价，立名的目在于惩恶扬善和鉴戒，在于弘道和教化，归于一句话，在于经世致用的道德垂训。
[关键词] 立名 《春秋》
《左传》春秋笔法
从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到左丘明“立德，立功，立言”[①]的三不朽立名于青史观念的提出，后世的史家都在自己的史著中不同程度的表达出了对立名于青史的渴望。司马迁“扶义倜傥，不令失时，立功名于天下”。[②]虽遭受宫刑，“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文采不表于世”。[③]他发愤著作，以血泪书写历史，以求藏之名山，彰显后世。东汉魏晋之时，托物留名之风盛行，卑门寒士和士族王公都以立身显名为荣，史家王隐说：“疾没世而无闻”[④]。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更是对史书中立名后世的心态做了一番深刻的见解陈述：“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蚍蜉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末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进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名不闻，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⑤]许凌云说：“自孔子到司马迁及后来许多史家都有一个传统，即：疾没世而名不显，欲以史著扬名于后世”。[⑥]综前概述，立名传世观念在我国史学思想发展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其萌生和提出还得从遥远的先秦说起。
传统史学，源远流长。自开辟草昧以来，史官就在日常政务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史曾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说。但三代时期的史学只是属于官学的一部分，只有贵族子弟才有传承历史知识的特权，史学的发展处在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中。孔子的出现打破了史学缓慢发展的步调，他开启私人撰史的先河。对传统史的编撰原则和阐述的价值标准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春秋末世，周王室权威扫地，日趋衰落。诸侯国之间，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春秋之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⑦]。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原有的文化传统也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过去那种“官守学业，皆出于一”[⑧]的局面被打破，“而天下同之为治，故私门为著述文字。”文化下移，私学兴起。这为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学术环境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孔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政局动荡风云巨变的乱世。
面对这样一个乱世，孔子一生都在为恢复周礼提倡仁治呼喊奔走。惜其志不得施展，退而教弟子，述典籍。据鲁史而编《春秋》。他“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觉”。[⑨]作为儒家史学的开创者，孔子的立名观念鲜明的体现在了《春秋》的编订目的中。他怀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心声，作“《春秋》以道名分”，[⑩]以达到“惩恶而劝善”[11]的和“拨乱而反正”[12]目的。《孟子·滕文公下》有这样一段记载：“世道衰微，邪说暴行，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段文字很形象的道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心态和目的。面对衰微杀戮的乱世，孔子“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成”。[13]使《春秋》成为“礼义之大宗”。[14]杜预说“仲尼因鲁史策以成文，以示劝戒，”“其微显阐出，裁成义类者，皆拘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15]其中，明礼义和兴王道的政治目是最重要的，而立名的心态倒在其次。这也就开启了后世封建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史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统治者起到鉴戒的历史作用，弘扬王道和惩恶扬善。
“孔子修《春秋》和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分析，都贯穿着他“仁学”和“正名”的思想主张。”[16]楚灵王奢侈荒淫，民怨颇深，“不能自克，以及于难”。孔子评论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能辱于乾？”[17]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城濮之战以后，会诸侯于温，于是出现了“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孔子把此事写成：“天王狩于河阳。”这样，一方面贬天子，“显其失地”，河阳是属于晋国的，并非王室狩猎之地，另一方面，表彰文公尊王之德，“隐其召君之阙”。综两例可观，孔子的史学思想中，一方面是对仁义和理想的追求，提倡“直”“义”的操守，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18]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认为史家应秉笔直书，这和他“仁学”“正名”的思想是联系在一块的。但一方面，孔子又受到社会尊卑和等级观念的影响，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极为痛恨，所以在作《春秋》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对鲁国的官修《春秋》进行大胆修改，以致“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词”，[19]连孔子自己也说：“后世知丘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在仁义理想的追求和“正名”维护周礼中，孔子的史学思想产生了矛盾。是秉笔直书还原历史真实，还是为了“正名”而曲笔记载，这些矛盾的思想对后世修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今天，我们的评价，不能苛刻前人，肯定其积极的影响是最主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史学思想，以“礼”为正名尊卑的标准，以“仁”为道德评价标准，一部《春秋》，不仅仅使善者名留青史，恶者遗臭万年，更重要的是，注重实录的精神和春秋笔法的运用，带有经世致用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春秋》经世致用政治目的达到后，立名的思想就在其中隐隐的有些透露。
孔子立名的观念在《春秋》中没有明显提及，而是通过“春秋笔法”来“属辞比事”，其褒贬爱赠的情感通过严谨的措辞表现了出来。以至于“《春秋》出，乱臣贼子惧。”
[20]可见当时的诸侯卿大夫已经意识到身后名声在后世及史书的影响了。《论语》曰：“君子去仁，恶乎其名？”说的是如果君子倘若丢开了仁德，又如何配得上君子之名呢？《周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可见儒家对于成名标准的衡量在于道义上的仁和善，这是符合儒家的立名标准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记载了一段关于孔子对于文章传远述志功能的论述，其中隐隐包含着文章立名思想的萌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21]自己的志向和理想要通过言辞表达出来，“不言，谁知其志”，说明了文章立志的重要性，这为后来左丘明关于立名传世观念的提出做好了铺垫。
许凌云谈到《春秋》著述目的时这样写道：“经世致用是《春秋》的外在目的，而就孔子本人来说，他则想以《春秋》显明弘道，他说文王之后，斯文都在他那里，可诸侯害之，大夫雍之，于是叹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22]许老师在对孔子著史目的的剖析中已经深刻的认识到孔子通过弘道立名于后世的思想的动机。
《左传》的出现几乎和《春秋》是同一个时代，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左传》以史实阐发《春秋经》，带有传经解事的特点，其著史的基本思想和《春秋》一脉相承。
许凌云说：“《左传》对春秋的治史精神推崇倍至。他阐明《春秋》书法，直接发表评论，强化《春秋》的经世目的，尤其注重《春秋》惩恶扬善的史学功能。-从惩恶劝善的角度出发，《左传》非常注重正名，认为“名之不可不慎”，应该使好人名垂青史，坏人留下恶名，通过这一手法，起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的教化作用，从而劝戒后人。正名的标准是礼，因为“礼失则昏，名失则愆”。”[23]由此观之，《左传》在对历史的评价中，也是以“礼”为正名尊卑的标准，以“仁”为道德的评价标准。好人名垂青史，坏人留下恶名的主要目的在于惩恶扬善，给后世之人以借鉴。
在著史的手法上，《左传》继承了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人事，以求起到像《春秋》那样经世致用的目的，由于“左氏失明，厥有《国语》”和“昔左丘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左丘明在《左传》中把个人的不幸苦难隐藏于心，发愤著史，这使他突破了“春秋笔法”下评价历史的标准，开辟新的评价标准，把自己对史事的评价多用“仲尼曰”和“子曰”的口气来述评，这其中隐隐包含着一种个人著史立名的观念。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范宣子问穆叔什么是“死而不朽”的时候，穆叔对答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也。”[24]这段陈述道出了以言立名的价值，最后的归宿还是落在了立名的观念上，名声不朽，名垂千古。后世的不朽，不再要求一定要立功，立德和立言也一样可以不朽，这是左丘明史学思想中的的闪光点。个人际遇的不幸使左丘明心志得到磨砺，悟出了立名青史的价值。社会局势的混乱，使他更坚定了立名以使乱臣贼子惧的的惩恶扬善的作用。其三不朽的提出声扬后世，影响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此奋斗终身。
通过对《春秋》和《左传》立名传世观念的大略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这样一的政局动荡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时代，儒家史学中的立名观带有强烈的功利教化色彩和对现实的理性的思考。立名的目的在于惩恶扬善和鉴戒，在于弘道和教化，归于一句话，在于经世致用的道德垂训。其评价以“礼”为标准，以“仁”为评价。能力行实践儒家道德的人物得以立名青史，美德得到彰显，人格魅力千古传颂。反之，则为后世所唾弃。
[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④]《晋书·祖纳传》
[⑤]《史通·史官建置》
[⑥]参见《儒学与中国史学》第137页许凌云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⑦]《史记·太史公自序》
[⑧][⑧]章学诚《校仇通义·原道第一》
[⑨]《史记·太史公自序》
[⑩]《庄子·天下篇》
[11]《左传·成公十四年》
[12]《史记·太史公自序》
[13]《史记·太史公自序》
[14]《史记·太史公自序》
[15]吴怀琪《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54页
[16]祝瑞开《孔子的史学思想- -兼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观点》
[17]《左传·昭公十二年》
[18]《论语·学而篇》
[19]《史记·孔子世家》
[20]《孟子·滕文公上》
[21]《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22]参见《儒学与中国史学》第9页许凌云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3]参见《儒学与中国史学》第22页许凌云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
[24]《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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