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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国传统的王朝更替观点来看，明代的覆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在王朝循环的最后阶段已经具备了几乎所有足以致命的问题：怠政或昏庸的统治者、专权的宦官、无原则的无休止党争、财政的严重困难、天灾和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导致的民变、关外少数民族的军事压力，所缺少的似乎仅仅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亡国之君了，但偏偏这个人并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勤政、律己颇严、不近声色的崇祯帝，不幸的是他身上有着太祖、成祖、世宗一脉相传的多疑和杀伐果断，却缺少实现中兴所需要的担当和耐心。 与看似必然的覆亡命运不同的是，明与后金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以至满清政权最终入主中国却似乎是一系列偶然因素连续叠加后产生的意外结果：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艰难过程得以完成直接得益于神宗的不作为和李成梁的姑息（尽管叶向高等大臣早就指出了这一过程的危险性）；在逆转辽东攻守局面的萨尔浒战役中，明军的主帅是此前在朝鲜多次战败冒功的杨镐，而主力是有勇无谋的杜松，哪怕主将换成刘铤或李如柏战局恐怕都不至于此；明与后金沿长城防线对峙的时代，先后经略边事的五位才堪大用的帅才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卢象升，无一人得久任善终，倘使五人中的一人久任边务，纵然逆转攻守大势不易，防守长城屏藩京师则是绰绰有余。五人中，熊廷弼袁崇焕死于冤杀，孙承宗被罢免后在家乡赋闲时与内犯的清兵力战身死，洪承畴在松山小胜后因朝廷和监视太监执意催促出战致全军覆没后投降，正在服孝的卢象升在缺兵无粮的情况下与内犯清兵主力作战力战身死（在杨嗣昌的掣肘下监视太监高起潜近在咫尺却不发援兵军饷）。令人惋惜的是，卢象升此前长期负责围剿农民军，曾多次率军与数倍、数十倍于己的农民军作战，从无败绩，他战死时年仅39岁，倘若卢象升在世，李自成是不太可能打进北京的。 三百多年来，已经有太多士大夫和学者讨论分析过了明清嬗代的具体过程，一切事实似乎都已有了定论。但如果拨开这一过程纷乱的表象，就会发现晚明仍有很多谜团尚未解开，迄今我们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时代还远远称不上了解。早在清代中期，龚自珍等学者就曾敏锐地指出，晚明江南物价低平、思想文化多元活跃，为康乾盛世所不及，而并非亡国末世之象。晚明的悖论是经济文化的繁荣多元和政治腐朽并存，当这一悖论出现在政府对经济社会控制能力不断降低以至客观上形成了放松的局面时，似乎更多地预示着新时代的萌芽与开端。中国古代的经济和社会在经历了宋、明的萌芽和徘徊后，在晚明时代似乎已经到达了近代化和完全融入世界体系的入口，但由于明清嬗代，这一过程突然中断，直至鸦片战争后，近代化进程才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展开。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它无法解释中国、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优于西欧，而近代化却是最早在西欧起步的事实。近代化是由一系列丝丝入扣的发展过程串联起来的，每个国家的近代化过程都有自身的特色，有些国家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自然过渡（英国是最典型的例子），有些国家（特别是后起的国家）则是在国家主导下完成近代化进程。大量事实证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近代化的惟一必要条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相反在很多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往往意味着近代化的开端，也正是由于民族国家是近代化不可或缺的载体，所以每个国家尽管近代化过程不同但是都必须经历构建民族国家的阶段。 中国社会是不是可以自主发展到近代化阶段，这是一个至今尚未回答且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曾长久徘徊于近代化的门槛之外，其中恐怕既有自身体系与近代化不相适应的原因，也有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前者的例子可见于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主义取向、对财政税收的前现代管理方式等，而晚明江南与陕北社会诉求的显著差异则是后者的鲜活事例。然而，即使宋明时代的中国不能自然过渡到近代化阶段，它在应对世界近代化浪潮的冲击时做出的反应应该也会与清代大不相同。明清嬗代的影响是使中国在自身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处于更为不利的位置，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因为清代的出现而完全变貌了。 清代对近代化进程的消极影响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清代的中国几乎不可能跨过民族主义这一近代化的基本门槛。中国文化的基本取向首先是文化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文化主义的中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异族统治，但前提是异族统治者必须膺服于中国即有的文化传统。清末绝大多数士大夫在面对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满清统治和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且带有西方基督教色彩的太平军时都选择了前者，即为明显的例证。对宋明两代而言，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矛盾的，宋明都长期面临少数民族的军事压力，宋明理学中本身即有民族主义色彩，何况明代就是在驱除蒙元后重新统一中国的。如果是明代遭遇到世界近代化浪潮冲击带来的民族生存危机，实现文化主义至民族主义之间的转换过渡并不困难，国家和社会相对而言更容易实现团结，最终走君主立宪道路的可能性恐怕也会清代大得多。对清代而言，夷狄进于华夏的文化主义是其统治中国合法性的最主要基石，而民族主义是其长期极力压制的思想，因为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兴起就意味着满清统治的终结（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合作中（尽管其间偶尔也有义和团运动时的龃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压制是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利益共同点（这点像极了港英当局在处理日本占领香港历史时的暧昧态度），满清统治也因此成为阻碍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和救亡图存的最大障碍，从而彻底葬送了任何君主立宪式妥协的可能性。不幸的是，面对现实的政治利益和统治需要，满清政府直至濒临覆灭时也没有放弃对民族主义的压制，但它在万不得已情况下所做的看似不伤及体制的改革还是形成了最终淹没它的民族主义洪流。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主义传统和多民族国家的事实，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最终形成要比单一民族国家长得多，也需要经过调整的过程，因为各民族必须在认同自身民族身份的同时建立起对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认同。而对整个国家而言，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政党专政的确立是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最低谷重新走向复兴的开端，正是由于民族主义的觉醒，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面对着比甲午战争时悬殊得多的中日实力对比，表现却远远优于清代的中国。 其次，清代对明代原有政治体制的改动恰恰与近代化需求的方向相反。清代大致承袭了明代的政治制度，但对其进行了关键性的改动（如取消监察系统对君权的封驳），这些改动严重违背了中国传统政治公开公正的原则（如密折制度、秘密立储制度）和政府核心官僚、官僚阶层主体必须且只能出自科举的惯例，而且恰恰与近代化需求的方向相反，从而使清代中国应对近代化冲击更为艰难。由于中国古代政治体系面临的主要危险因素（外戚、宦官、藩镇、权臣）均来自国家内部，因此中国传统政治对集权制度完善的方向是实现最高统治阶层的充分集权和各支撑系统的适度分权制约，这一方向导致的主要问题是容易形成对最高统治阶层决策的依赖，以及同一领域不同主官权力的过度分散，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处于传统政治晚期的宋明两代的部分流弊，宋太宗“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的总结颇有深意。明代在废除宰相制度后形成了皇帝与官僚阶层之间巨大的权力真空，而最终填补这一真空的是内阁和宦官，内阁可以在皇帝长期怠政时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仅在皇帝懒于履行最后环节的签字义务甚至也不要宦官替其签字时政府运转才会出现危机。实际上，明代政治的特征，包括强大的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集团，运转良好的内阁制度和几度出现的事实上的虚君状态，都大大增加了其在面对近代化危机时选择君主立宪道路的可能性，只是君主立宪的调适过程可能会是长期的，即便是在有分权和妥协传统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度从光荣革命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完全定形也经过了两百年的时间。清代没有明代的内阁也没有出现明代的宦官，满清的统治者以非凡的精力和勤政来弥补无相政府的巨大权力真空，最终形成了空前集中的君权和在满汉二元体制下空前复杂化的分权体制。这一制度安排在对内控制方面是卓有成效的，表现是满清政权直至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仍有能力阻止改革和镇压叛乱，而并未出现明代后期对社会控制能力大幅降低的情况（换言之，能够孕育新时代萌芽的宽松环境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但这一制度安排在对外和应对近代化方面又是非常无力的，清代大一统的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集权传统和最登峰造极的中央集权，却没有统一指挥的舰队和军队，没有统一的国家预算和财税制度，因此造成本已有限的经济军事资源无法有效使用，中央政府不知道税收收入的总额（除了各省的提留外，相当一部分税收从来就没有进入国库），也不知道财政支出的具体明细，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再次，清代战略取向的悖论造成了国家姿态的空前封闭和保守。清代完全统一了东亚自然地理屏障内的中国农业地区和其边缘游牧地区，但这个空前统一的时代在战略取向上却是远远比宋明两代封闭和保守的，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悖论。造成这一悖论的可能有国内区域发展更加难于平衡和有意识地减少对外联系等多种原因。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中央政府一直以来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与明代相比，清代统治的区域更加广阔和多样，统治中心更加北移，区域发展协调难度更大，国内经济自给自足特征更为明显，从而使清代最终达至的相对平衡比明代更加偏向于内陆地区和农业经济，造成了国家姿态的封闭保守，以及对外贸易需求和意愿的淡化。另一方面，由于满清政权入主中国时曾在江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遭到激烈和长时间的抵抗，因此清代对汉族移民台湾和海外以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始终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也是造成国家姿态比明代保守封闭的原因之一（讽刺的是最终推翻满清统治的恰恰是其统治力量最为薄弱且受海外影响最强的广东与最不认同满清统治的海外华侨社会的组合）。除了文字狱高压下的文化思想外（大量学者不得不毕生致力于与现实毫无关联的古籍考据），清代也是中国科学基本停滞的时代，明代高度发达的造船火药等关键技术在清代发展停滞甚至退步，在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后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与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基本中断，使中国对在此期间迅猛发展的西方知之甚少。值得深思的是，在清代和德川幕府锁国政策下，澳门和出岛分别是中、日两国了解西方的主要窗口，日本在锁国期间仍通过出岛不断了解西方的科学发展以至最终形成比较完整的（荷）兰学体系，而清代的中国从澳门学到的西方知识却极为有限，甚至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十年，由主管广东和对外贸易的官员编写的地方志书上仍然认为葡萄牙在马六甲附近（不知道四百年前的郑和泉下有知会怎么想），法国和葡萄牙是同一国家，英国和荷兰是同一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商人每年都要在广州经商半年左右，几百年间即使历任官员由于种种原因不去了解外商，至少也可以与十三行的中国行商沟通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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