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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批书为事业者，清代当以何焯为巨擘。梁启超认为，清学的一大功绩就是在校勘方面，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清人的校勘法分为了四种：谈及第一种时，梁启超称：“校勘之意义及范围有多种，方法当然随之而异。第一种校勘法，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因为各书多有俗本传刻，因不注意或妄改的结果发生讹舛，得着宋元刻本或精抄本，或旧本虽不可得见而类书或其他古籍所引有异文，便可两两勘比，是正今谬。这种工作，清初钱遵王（曾）、何义门（焯）等人渐渐做起，元和惠氏父子也很用功。乾嘉以后学者个个都喜欢做。”
梁启超认为，在清初钱曾与何焯是首先使用这种校勘方式的，而后梁启超又举出了这种校勘方式的著名著作：“这种工作的代表书籍，则《义门读书记》何焯著……”梁启超举出的清初第一部校勘名著就是何焯的作品，可见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被后人看的何等之重。 对于何焯在批校书方面的成就，后人也都有赞誉，邓之诚在其所撰《清初纪事初编》中夸赞道：“焯校勘之学，实为精绝，非后来对本宣科者所能梦见。”而王曾鲁在《何义门先生事略一得》中则称：“尝读《汉书》，《三国志》及《少陵》《义山》《长吉》《文选》诸集，得见先生考证与评注。其校勘之精审，评注之详明，去今虽百余年，而豁蒙启智。无异乎耳提面命，嘉惠后学，良非浅鲜。”当代学者郑吉友在《何焯书学刍议——义门题跋>书学思想解读》一文中称：“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后附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校勘名家者就有三十余人，而何焯列于校勘学者之首，由此可以看出，何焯在清代的校勘学界，是‘开风气之先’的学者，并在校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何焯评典《文选》六十卷 清乾隆三十七年序叶树藩海录轩刻朱墨套印本，卷首 何焯评典《文选》六十卷 清乾隆三十七年序叶树藩海录轩刻朱墨套印本，书牌 早在何焯去世不久的乾隆时代，有许多学者就已注意到何焯在校勘学方面的成就跟他的藏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祖望在《长洲何公墓碑铭》中称：“笃志于学，其读书茧丝牛毛，旁推而交通之，必审必核，凡所持论，考之无一语无根据。吴下多书估，公从之访购宋元旧椠及故家抄本，细雠正之，一卷或积数十过，丹黄稠叠。”而《吴郡名贤图传赞》中亦称：“先生蓄书数万卷，凡经、传、子、史、诗、文集、杂记、小学、多参稽互证，以得指归于其真伪是非，密疏隐显，工拙源流，皆各有题试，如别黑白，及刊本之讹阙同异，字体之正俗，亦分辨而补正之。”
何焯跟很多书商都有密切的交往，他从这些书商手中买到一些宋元珍本，而后一遍遍的批校，他的批语不是乱发议论，而是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他喜好批书的个性，沈彤在《翰林院编修何先生焯行状》中也有记载：“蓄书数万卷，凡经传、子史、诗文集、杂记、小学，多参稽互论，以得指归，于其真伪是非、密疏隐显、工拙源流，皆各有题识，如别黑白，及刊本之讹缺同异，字体之正俗，亦分辨而补正之。”
何焯对批书之事下了很大功夫，因为他的批本不单数量大，并且很多书的部头也很大。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夸赞道：“义门勘正群书致力甚勤，生平所见不下数十百帙。其巨编流传者如《文苑英华》一千卷，藏沧州刘仲鲁家；《津逮秘书》十六集，藏丰顺丁雨生家；其余若《元丰类稿》、《苏子美集》、《唐人选唐诗》八种、《中州集》，咸移录副本。敝箧所藏则有《史通》《文心雕龙》《李翰林别集》《元氏长庆集》《温飞卿集》，皆精审可诵。”
何焯为什么对批校古书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呢？这个问题傅增湘也很好奇，他在《经眼录》中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尝考义门生平踪迹，在乡时得交毛斧季，入都后识徐健庵，故得多见古本秘籍。此南宋本《昌谷集》，即从斧季假校者也。迨橐笔王府，供奉内廷，又获窥天禄、石渠之藏，因益得穷搜博采，肆力丹铅。” 何焯撰《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 清乾隆三十四年蒋维钧刻本 由这段话可知，傅增湘觉得何焯的批书之好，以及其眼界之高，跟其交往的朋友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发现何焯跟大藏书家毛晋的儿子毛扆的关系较为密切，由此而让何焯明白了藏书之道。再后来，何焯在北京又认识了大藏书家徐乾学，他在徐那里又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秘籍。再后来，何焯又到内府工作，他在这里看到了皇宫内所藏的珍罕之书，由此而让他眼界大开。所以无论其藏书还是校书，都能作出超过常人的成就。因此《清史稿》中也特意写出了何焯在校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何焯，字屺瞻，长洲人。通经史百家之学。藏书数万卷，得宋、元旧椠，必手加仇校，粲然盈帙。学者称义门先生，传录其说为《义门读书记》。”
有意思的是，何焯不是正统的科举出身，因为他不是举人，也就更不可能成为进士，然而他却在康熙皇帝的南书房负责文案，这真可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当然，玄烨不可能直接在民间发现何焯这样一位认真批书的人，而这位发现人则是时任直隶巡抚的李光地。对于这件事，《清史稿》有着简略的记载：
康熙四十一年，直隶巡抚李光地以划泽遗才荐，如入南书房。明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改庶吉士。仍直南书房，授皇八子读，兼武英殿纂修。连丁内外艰。久之，复以光地荐，召授编修。尚书徐乾学、翁叔元争延致焯。寻遘谗，与乾学失欢，而叔元劾汤斌，焯上书请削门下籍，天下快之。圣祖幸热河，或以蜚语上闻，还京即命收系。尽籍其卷册文字，帝亲览之，曰：“是固读书种子也！”无失职觖望语，又见其草稿有手简吴县令却金事，益异之。命还所籍书，解官，仍参书局。六十一年，卒，年六十一。帝深悼惜，特赠侍讲学士。赠金，给符传归丧，命有司存恤其孤。 何焯评典《剡源文钞》四卷附佚文一卷 清光绪十五年大鄮山馆藏板本，书牌 没有任何学历的何焯，被李光地推举到了康熙帝的身边，显然皇帝也觉得他身边负责文案的这位近臣没有学历似乎说不过去，于是他就赏赐了何焯一个举人的身份。因为只有这个身份才能够参加进士考试，可惜的是何焯却没能通过这场考试，玄烨没办法只好接着赐给他个进士的学历。由这些可见，玄烨对何焯的工作是何等的满意。
再后来，玄烨命何焯去做皇八子的老师，正是由于这件事，使得何焯无意间卷入了皇子争皇位的斗争之中。为此，他得到了许多的骂名，他这种骂名已然是其身后事，因为他在康熙六十一年就去世了。其实在其去世之前，他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攻击，这种攻击不仅仅是别人对他的妒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因其性格的耿直。王曾鲁的《何义门先生事略》 一文中引用了钱泳《履园丛话》中的一段记载：
汤文正公（斌）莅任江苏，吴江令，即墨郭公有墨吏声，公面责之。郭曰：“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于民。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 公曰：“姑试汝。”郭回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辙。公喜，保举卓异。而前任督抚江苏者，余公柱国也，方掌纶扉，征贿巨万，闻之衔骨。嗾劾奏，虞山翁铁庵（叔元）司寇，从而和之。赖圣祖皇帝英明，稔知郭公（琇）无他故，得以保全。时长洲贡生何义门（焯）在京考选，为司寇门生，遂登翁之门，攘骂不已，索还门生帖，否则不认为师，义门由是知名。 何焯等编纂《分类字锦》六十四卷 清康熙六十一年内府刻本 汤斌乃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廉大臣，正是因为他的清廉而受到了一些恶人的攻击。何焯听到这件事后气愤不已，他原本拜徐乾学、翁叔元为师，然而这两人却赞同弹劾汤斌，这让何焯大为不满。于是他就到翁叔元家大骂同时索要自己的门生帖，他的这番所为终于让人们知道了他性格是何等之耿直，但同时何焯也给自己的科考埋下了隐患。全祖望在《长洲何公墓碑铭》中写道：“及尚书受要人指，劾睢州汤文正公，满朝愤之。莫敢讼言其罪，独慈溪姜徵君西溟移文讥之，而公上书请削门生之籍。天下快焉，然公竟以是潦倒场屋，不得邀一荐。”
何焯的耿直抗言令正直之士听闻后大快人心，然而他在科考上再不可能考出好成绩，难怪他读书如此用功，却始终无法考取功名。其不仅得罪了翁叔元，他同时也得罪了徐乾学。沈彤在《义门何先生行状》中写道：“康熙之二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五，由崇明县学拔贡国子监。时昆山徐学士乾学、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后进，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游两人门，而慎自持，见事不符义，且加讥切。”
当年的徐乾学是何等的炙手可热，何义门虽然拜其为师，但每当他发现徐的作为令他不满意的时候，他也并不因师而苟同，为此他差点还遭到了杀身之祸。全祖在《长洲何公墓碑铭》中写道：“（何焯）初受知于昆山徐尚书（徐乾学），昆山之门，举世以为青云之藉，所以待公者甚沃，而为忌者所中，失欢戊辰校文之役（康熙二十七年），至讼之于大府，遂有下石欲杀之者。昆山谓：‘何生狂士，不过欲少惩之耳，夫何甚事？’乃得解。”
何焯手校《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六卷 清康熙四十五年序云林大盛堂刻本，书牌 何焯手校《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六卷 清康熙四十五年序云林大盛堂刻本，序言 何焯得罪了徐乾学，事情越闹越大，徐乾学的手下准备将何焯杀掉，徐认为这种作法不妥，于是制止了手下的行为。是什么事使得两人之间产生了如此的仇恨呢？按照《长洲何公墓碑铭》上的说法，是因“失欢戊辰校文之役”。对于此事的本末，记载于蒋良骥《东华录》卷十五中：“乾学于丁卯（康熙二十六年）乡试，戊辰（康熙二十七年）会度，在外招摇，门生亲戚、有名文士各与关节，务期中试。有苏州府贡生何焯往来乾学门下，深悉其弊，特作会试墨卷序文，寓言讥刺。乾学闻之，即向书铺将序抽毁，嘱托江苏巡抚访拿何焯，至今（康熙二十八年十月）未结。”
当年徐乾学主持科举，很多人私下里疏通关节，希望徐乾学能予以关照，以便考中进士。而何焯是徐乾学的门生，他当然看到了事情背后的丑陋，何焯不敢明说，于是他就把这种弊端，写在科考优秀范文集的序言中。这件事被徐乾学听到了，他让印刷该书的书铺把何焯的序言抽回，同时暗里嘱咐江苏巡抚，找理由捉拿何焯。可见两人关系闹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难怪他平生会有那么多的坎坷。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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