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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21年），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取消其他的六国文字，创制了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一直在中国流行到西汉末年（约公元8年），才逐渐被隶书所取代。但由于其字体优美，始终被书法家所青睐。又因为其笔画复杂，形式奇古，而且可以随意添加曲折，印章刻制上，尤其是需要防伪的官方印章，一直采用篆书，直到封建王朝覆灭，近代新防伪技术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国的汉字出现了简繁不一、一字多形的情况。秦始皇灭六国后，下令以秦国的“小篆”作标准，统一全国文字。篆体，又称为“篆书”，是小篆、大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为大篆，故后人常把“篆文”专指小篆。  学习篆书要从小篆人手，有了小篆的功底，再去学习大篆或甲骨文，就能有的放矢，融会贯通。在篆书发展史上，虽然有《毛公鼎》、《散氏盘》、《石鼓文》这样的大篆杰作，但这是在小篆的基础上去学习、去吸收创造的事了。所以，笔者此处介绍的是几种主要的小篆经典碑帖。 一、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 《泰山刻石》立于公元前219年，传为秦相李斯所书。据《史记》记载，除《泰山刻石》之外，其时还有《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其中，《泰山刻石》今存泰山脚下的岱庙，《琅琊台刻石》残石今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其余原石皆不存。 《泰山刻石》的字体修长，用笔一丝不苟，点画严谨匀整，道丽圆健，结构端正大方，中正匀称；而《琅琊台刻石》和其相比，似乎行笔的弧度略大，字形的姿态更加婉转优美，可惜此石残损过甚，难以窥其全貌。但这两件刻石保存了秦代小篆的原貌，是我们学习小篆、研究小篆的重要依据。  二、汉《袁安碑》、《袁敞碑》 《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92)刻。碑高约153em，宽约74cm。篆书十行，每行十六字。碑穿在第五、六行中问，为汉碑中仅见。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人移置河南偃师县城南30里的辛村东牛王庙中作供案。因字在下面，无人知为碑刻。直到1929年才发现，现存偃师县。 《袁敞碑》全称《汉司徒袁敞碑》，形制大小与《袁安碑》相仿。1923年春在河南偃师县出土。1925年为罗振玉购得，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两碑的篆法如出一辙，笔致苍涩有力(《袁敞碑》点画较为光洁)，结体修长而有宽博之势，盘曲生动，与一些汉碑额的篆法也颇相通，尽显汉篆气象。这两块碑是我们学习汉篆，进入小篆书体堂奥的绝佳范本。  三、李阳冰《城隍庙记》 李阳冰(生卒不详)，字少温，唐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晚年官至将作少监，人称“李监”。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尤擅篆书。宋陈思《书小史》称他“变化开阖，龙蛇盘踞，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 《城隍庙记》，唐乾元二年(759)李阳冰书。原碑在浙江省缙云县城隍庙，后佚失。现存碑石为北宋宣和五年(1123)吴延年重刻。小篆八行，每行16字。从点画来看，《城隍庙记》比《峄山刻石》更加瘦劲。其笔势圆融流畅，点画飞动婉丽，形同玉箸(筷子)，故后世有“玉箸篆”之称。其结构修长舒展，疏密有致。唐代书论家孙过庭《书谱》中说：“篆尚婉而通”，《城隍庙记》可谓深得“婉”、“通”之旨。  四、“峄山刻石》 《峄山刻石》原为秦始皇时所立，传为秦丞相李斯所书。原石在唐代被野火焚毁，后只有摹本传世。宋代文人郑文宝利用著名的文字学家徐铉所藏摹本刊刻上石，有多种翻刻本。郑文宝重刻本原石，圆首方座，通高218cm，宽84cm，两面刻文。原石现存西安碑林。其书笔画粗细划一，字体大小均等，显得平匀整齐，虽说是依据摹本而来，但显然是打上了以李阳冰等为代表的唐宋小篆的烙印，与秦代小篆的书写风格不尽相似。现存《峄山刻石》虽是摹刻本，但其文句及文字结构和原作无异，故仍可为辨识秦篆作一佐证。从书法的角度看，它介于秦篆和李阳冰一系篆书之间而更近于李，点画细瘦婉通，结构平正匀称，颇有几分“设计”美感，是以在中国美院的小篆创作中始终有这一路带有“装饰”或“设计”意味的作品。  五、邓石如《自氏草堂记》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因避嘉庆皇帝仁宗讳，改以字行，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书法兼工篆、隶、真、草四体，尤以篆书成就最高，是清代中叶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极富创造精神的书法篆刻艺术大师。 《白氏草堂记》为六条屏，正文12行91字，是其去世前一年的作品。现为日本福本雅一个人收藏。此作以羊毫书于生宣纸上，点画紧涩厚重，结构宛若天成，气势雄浑苍茫，已臻化境。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以隶笔作篆，或者疑其破坏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汉后用毫，便成方笔，多方矫揉，佐以烧毫，而为瘦健之少温书，何若从容自在，以隶笔为汉篆乎?”康氏一语中的，道出了邓篆笔法的奥秘。从此作看，作者娴熟地使腕调锋，务求笔笔中锋，其行笔杀纸而人，弹锋而出，善用提按，笔笔铺而笔笔复聚，所以点画浑厚无比。其结构，方圆兼施，妙见疏密，从而形成了疏宕与坚实、空灵与雄厚的强烈对比，令人感觉有“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之风神。其章法，相互就让，上下管领，彼此呼应，递相映带，对比强烈，体现了引人人胜的空间美。  六、吴熙载《宋武帝与臧焘敕》 吴熙载(1799一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又字让之、攘之，自号让翁、晚学居士等。江苏仪征人。书论家包世臣弟子，为邓石如再传弟子。其篆书及篆刻皆能传邓氏衣钵而自出新意，为“邓派”艺术最有影响的传人。 《宋武帝与臧焘敕》为四条屏，正文12行114字。原作现藏日本。此作章法、结构严谨整齐，气息静穆浑厚，清刚绝俗。用笔浑融清健，笔势方圆互参，转折自然流畅，方而更见精神，圆则更见柔韧；运笔迅疾，纵横无碍而一气贯通，点画常见毛涩，收笔自然随意，不刻意追求尖利，而天然浑成，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艺术素养。与邓氏相比，吴篆虽出于邓篆，但能别开新面：吴以细腻清劲、柔韧婉转见长，将邓篆中原有的飘逸灵动发挥到了极致，有“吴带当风”之美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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