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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能够跟足球和雨伞抢眼球的，恐怕只有大V之间的骂战了。 有的人连续出招，搅得隐秘江湖血雨腥风，种种潜规则大白于天下，赢得满堂彩；有的人好不容易解了死穴，憋了两个月，祭出夺命连环问，不料遭遇舆论反转，瞬间就哑火了。 那些玩弄舆论，挑动情绪，心如蛇蝎之人，终将成为舆论的弃儿，被点燃的情绪灼伤。手段越卑劣，用心越险恶，就会被时代抛弃得越彻底，被烈焰反噬得越厉害。 大V骂战，不是今天才有。经验和教训，历史早就给出了，只是有些人总以为自己能够创造历史，改写历史。 狂妄，从来不是一个好东西。  民国上海，曾经上演无数大V论战。 1 1933年的夏天，鲁迅先生很生气。 一个叫邵洵美的人，发表了一篇文章《无人无行》。文章大意是，文人因为没有职业，走投无路才成为文人，于是文坛便乌烟瘴气。 文章中，邵洵美列举了五种“无行”文人的典型，其中第三、第五种是这样写的： (三)学问有限，无处投奔，但是外国文字，倒识得一些，于是硬译各种文章，自认为时代前进的批评家。 …… (五)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小，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或则以他曾参加过的某一集团的臭情秽史，就记忆所及，记录下来，而名之为小说。 这两种，邵洵美虽未点名，但鲁迅认为，就是在影射自己。此前，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说是“硬译”，大半个文化圈的人都知道。大学教授、下职官员、译外国小说、自己写小说，这些经历，与鲁迅一一对应。所以，当时人也很容易看出来，文章就是在影射鲁迅。  邵洵美被称为“老板作家”，写文章，搞影射。 鲁迅很快回击了。在半年内，用《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漫骂》等好几篇杂文，把邵洵美打成了筛子。这些文章，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讽刺邵洵美用岳父家的钱，把自己捐成了“文学家”。 鲁迅的文笔，是犀利出名的。由他写出来的文字，确实有一种“痛打落水狗”的狠劲。举一下他反击邵洵美的例子： 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鲁迅《各种捐班》） 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鲁迅《登龙术拾遗》） 邵洵美出身贵族，是当时上海文坛第一富豪。他的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湖南巡抚等职，他的外公盛宣怀是晚清民初的巨富。鲁迅经常说邵洵美是“盛家赘婿”，指的是邵洵美娶了自己的表姐盛佩玉。 如此显赫的身世和婚姻，使得贴在邵洵美身上的标签就是：有钱，有钱，还是TMD有钱。他在上海有个外号，叫“文坛孟尝君”。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自己开书店，办杂志，办画报，画报还时常刊登摩登女子照片，崇尚唯美主义等等。 不仅如此，邵洵美喜欢写诗，而且是“淫诗”，和新月派的扛把子徐志摩关系密切。“天空不过是供白云淫荡的床”，“你垂下你最柔嫩的一段——/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这些下半身写作的句子，都出自邵洵美。 这种诗风，鲁迅很不满，讽刺邵洵美勃发的诗兴只停留在求偶上面，还戏仿了两句新诗“野菊的生殖器下面，蟋蟀在吊膀子”，质问“邵洵美先生之流，不知以为何如”？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鲁迅继续讽刺邵洵美，他说他在中秋节发了两个愿：“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看到没，这两个愿，都是为邵洵美“量身定制”的。 邵洵美被鲁迅批得毫无还手之力，冒了一下泡，就久久不敢再搬弄鲁迅的是非了。  鲁迅回击邵洵美，频率很高，笔力很猛烈。 2 很多人会觉得，鲁迅真的气量狭小，睚眦必报，人家不过影射你一下，你至于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痛殴回去吗？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大家对鲁迅的误解。鲁迅的文笔是比较刻毒（不然也没有这么大的杀伤力），这一点已有定论，但能逼他以笔作匕首，连续刺下去的，一定是涉及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恩怨。 事实上，早在1928年，财大气粗的邵洵美初入文坛，就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绍兴人》影射了鲁迅，通篇嘲笑主人公气量小、自私。 1929年初，在邵洵美主办的杂志上，又发表了章克标的文章，说：“鲁迅部下的走狗是极多的，以前的老例，每有一次对他的恶评，他部下便是疯了似的齐抢出来的，真像一个恶狗村。” 然而，这两次恶语相向，鲁迅云淡风轻，并没有怼回去。 在对待文学青年上，鲁迅向来是爱护多于攻击。他曾说过：“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 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年轻人集体围攻鲁迅，鲁迅也是有选择性地进行反击，并未火力全开。  王志文在《黄金时代》中饰演的鲁迅。 那么，1933年，邵洵美一篇影射意味不甚浓的文章，为何反会招致鲁迅的“狂轰滥炸”呢？ 我们看看当时的历史背景：1933年初，热河战役爆发，东北军节节败退，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被日军占领。面对这一丧权辱国的现实，包括鲁迅在内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国策进行了批判。 国民党并未进行反思，而是采取了恐怖政策，消除不同声音：左翼作家丁玲在上海被捕，呼吁抗日的杨杏佛被暗杀，《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不得不刊登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 由于鲁迅声望巨大，国民党不敢对他施行暗杀。但是，鲁迅遭到封杀，只能不断变换各种笔名，对时局发声。 在这个当口，邵洵美发文影射鲁迅等人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实际上是充当了国民党当局的“帮闲”。这才是鲁迅不放过邵洵美的真正原因。 尽管表面看来，鲁迅年长邵洵美25岁，是文坛宿将“痛殴”新生代，然而，正如前面所说，邵洵美拥有无可比拟的家世背景，他能调动的文化资源甚至比鲁迅多得多。 邵洵美跟国民党中宣部张道藩是结拜兄弟，跟力行社的骨干人物刘健群也关系密切，经常居中调停言论的事情。这是邵洵美的官方路线。而在文坛上，他通过办书店、杂志、印刷厂，出钱出力，也笼络了强大的人脉，被称为“汽车文人”“老板作家”。 这些，比空顶着左联盟主头衔的鲁迅，实用多了。 邵洵美被鲁迅“修理”的时候，他没吭声，但他的资源已经运动起来，对鲁迅连放冷箭。连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都掺和进来，就“富家女婿崇拜家”连发文章，说“文坛无时无刻不在招女婿，许多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又说“今日在文坛上最有声色的鲁迅、茅盾之流，一方面身为文人，一方面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里所谓的“人家”，指的是“俄国”。 这几乎是文人论战最下流的招儿了：诉诸政治。企图用政治来压制，并让鲁迅闭嘴，其用意之狠毒，不亚于今日大V骂战中，有人用股市、电影产业的大词来绑架对方的嘴。  邵洵美、盛佩玉及其孩子合影。 3 邵洵美的反扑不止于此。他旗下的《人言》杂志继续处心积虑地利用政治做文章，用鲁迅的话说，这一招“含着甚深的杀机”。 1934年3月，《人言》杂志在未告知鲁迅的情况下，擅自翻译并刊登了他给日本《改造》杂志写的文章《论监狱》。这原本也没什么，但邵洵美在编者按中，一再暗示鲁迅“逃避军事裁判”，“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实际上是居心颇恶地把鲁迅暴露在当局面前，并且暗示鲁迅是“汉奸”。不仅将鲁迅与当局对立起来，而且将他与民众对立起来。 鲁迅晚年备受谣诼所伤，不仅反动文人欲借当局之手，置他于死地，就是左联一些人，也想把他搞倒搞臭。所以，此时他被“汉奸论”包围，他自己慨叹说： 对于论敌，当和苏俄绝交时，就说他得着卢布，抗日的时候，则说是在将中国的秘密向日本卖钱。 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 考虑到这些谣言的威力，鲁迅去世前曾准备另觅住处，离开日本人居住的虹口势力范围，拟迁到上海法租界去。 其实，就是鲁迅死后，所谓“汉奸”等谣言也一直跟随着他。1944年10月，重庆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活动，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打算散发新闻，说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的津贴收买。好在这一伪造计划，最终遭到陈布雷的反对和阻止才作罢。 看到政治中伤的威力后，原先在骂战中沉默的邵洵美，这下子感觉捏住了鲁迅的七寸，连续反扑。 1935年起，邵洵美多次公开发文，影射、讽刺鲁迅。一会儿说鲁迅不甘心做文学家，想做政治家，再次向鲁迅泼政治脏水；一会儿通过小说，拐着弯儿骂鲁迅是“猴子”，《阿Q正传》是他的自传…… 在鲁迅生前，邵洵美最后提到鲁迅，是1936年10月拿鲁迅打了一个很不雅的比喻： 假使鲁迅先生在文章里说，他早晨一张眼便放个屁；有些读者一定会拍案叫绝，似乎惊讶着鲁迅也会放屁。但是假使同样的文字而出于一个无名作家之手，那么，我们保可以看见，一个个读者揿着鼻子，大骂这作家的下流与恶劣了。 此时，鲁迅卧病在床，几天后就去世了。 鲁迅去世后十几天，邵洵美发表文章《鲁迅不是思想家》，言语中无哀悼惋惜之意，显得冷静而咄咄逼人，抓住鲁迅晚年的政治信仰问题，判定鲁迅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时代前驱”，说他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一个信徒，追随在红旗子后面。  鲁迅塑像。 鲁迅是什么人，所以对于邵洵美的骂，他生前全都怼了回去。他说过，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 他还说过：“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 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不忘在相当于遗嘱的文章——《死》中，讽刺了邵洵美一笔。 还是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表达了他对怨敌的最终态度：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历史终究是公平的。骂战进行的当时，人们或许分不清是非对错，但是，伟大的人物，与卑鄙的小人，迟早会经过时间的沙漏，被分得清清楚楚。 阴险之人，欺下必定媚上。再高雅的艺术之名，也始终藏不住真实的嘴脸。这样的人，不应该宽容，也不应当宽恕。 因为，鲁迅还说过：“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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