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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音频收听 主播 | 读书君 · 编辑 | 木头 1 在被称为抗倭最大功臣的胡宗宪主持东南沿海的抗倭运动之前，还有两名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的抗倭名臣，不过不幸的是，两位抗倭名臣都没有好结局。 第一位便是朱纨，1550年于皇帝下诏停职检查后愤而自杀。 另一位是张经，于1555年被胡宗宪和严嵩党人赵文华一起送上了刑场。 如果说张经之死纯粹是出于胡宗宪为觊觎很久的总督宝座而伙同严嵩党人赵文华发起的官场争斗，那么，朱纨之死则更值得引起深思。 从整个抗倭的历史来看，这场抗倭运动更像是明王朝禁海政策和沿海华人商业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无法调和之后的爆发。一方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稳固江山为目的的朝廷利益，而另一方则是商品经济驱动下的中底层人群的生存和经济利益，当皇帝强行无视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而切断一切海上贸易之后，历史性的悲剧就“如愿”产生了。 朱纨作为一心为帝王谋的典型儒家臣子，从踏上浙江的土地时，就注定了他自己的悲剧，而原本以交易为原则的海商们，也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朱纨字子纯，长洲（江苏吴县）人，出身清贫，据说出生在牢狱之中，正德十六年即1521年，在他二十七岁时登进士，然后官场顺利，到嘉靖二十七年，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防倭，成为第一个主持抗倭的大臣。 朱纨所走的人生是典型的传统士大夫线路，官场顺利，能力超群。《明史》评价：“纨清强峭直，勇于任事”，一帆风顺的人生轨迹造就了他自信，也造成了他的自负，文韬武略的超群能力让他把自己的自信和自负发挥到极致。 在防倭事务中，他雷厉风行，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可以预见的是，无视地方实际情况甚至是底层人群生存底线的禁海政策效果越好，反弹也会越大。 最后，这个一心为皇帝办事的能臣却在经营的风生水起的防倭大业高潮中愤而自尽。1550年，朱纨愤而自杀，死前说：“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 2 其实，当时的东南沿海的各种情况，朱纨任职后不久就摸得差不多了。他在后面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出了四种“盗”就清楚地说明了海禁后面错综复杂的关系。 朱纨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虽然是抗倭，但其实日本浪人并不多，还有一些葡萄牙（即佛郞机）殖民下的南洋各国的商队，而更多的是闽浙沿海靠海外贸易求生的中国人。在明朝立朝以来就施行严酷海禁政策的情况下，仍然有如此多的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贸易，说明海上贸易不仅牵涉到地方豪门重绅的利益，更是当地居民重要的求生之路，单纯的一禁了之，则无异于把更多失去生路的人逼上梁山。 《明史》言，朱纨禁海后，“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严酷的禁海政策导致当地民众的反对是可以预见的。 这里的士大夫，朱纨自己就点出了一位。他在自己的文章《甓余杂集》中点名批评当地理学名家林希元，“不惜名检，招亡纳叛，广布爪牙，武断乡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赀本、藉其人船，动称某府出入无忌，船货回还，先除原借，本利相对，其余赃物平分”。 如果放到现在，”借其赀本、藉其人船”、“先除原借，本利相对”这种做生意的方法合理公平，也是最常惯用的。而在当时，从宋元以来数百年的海上贸易已经让这种方法虽然在东南沿海变得成熟，但在重农抑商的整个帝国法度里，却仍然不能容忍这种事情。于是，在林希元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到了朱纨眼中，就成为“不惜名检，招亡纳叛”的行为。 因此，朱纨采取的海禁政策就此轰轰烈烈展开了。 3 朱纨作为一代名臣，也深谙权力的来源在于皇帝那里。当他明白自己面对的不只是单纯的海上流寇，而是错综复杂的海外及地方利益的时候，他首先是向皇帝要权力。 他要求划一事权，还有在一些事情上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同时，他要求统掌兵权，并明确各职位各层级的权力责任。皇帝的支持让他大权独掌，帮他扫清了来自内部的阻力。 接下来，他开始真正禁海，一是革渡船，二是严保甲，招招都是直接锁喉的必杀技。船无疑是海上生涯的生命线，一切海上作息、交通往来都得依靠船。大明王朝一开始就严格施行民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俗话讲，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样的政策实在难以严格实施。 但朱纨又认真了一次，不仅民间超限的民船全部由官府统一管制调用，同时，其他船只，严禁假借乡官名目出入。 另外，朱纨开始管人，强化了保甲制度，“每十家一纸，即成一甲……每纸各要甲头甲尾联络明白，”对相关违反制度的，“违者连罪。”保甲制度编制严密，处罚严酷，轻则发往边卫充军，重则处死，并且邻里连坐。 对乡民如此，对官吏也是严酷对待。浯屿把总指挥丁桐，因私受贿赂，放任货物入港，被判定发边卫，永远充军，子孙不许承袭。 如此严酷的保甲制度，真正中断了当地沿海居民的海上生路，导致民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再加上朱纨在几次军事行为中，对抓捕到的人毫无差别的杀戮，更加深了当地人的恐惧，不仅把原来只是进行通商贸易的海上商队推到武装劫掠的地步，也把当地与海上贸易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士绅阶层推到了对抗的对面。 朱纨虽然是一个文臣，但却长期担任过武职，在任职浙江之前，朱纨曾参与四川平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许是战场上见的死人多了，朱纨对人头并不敬畏，相反的，他认为，重典之下才有真正的威慑力。他从一开始就从皇帝那里要来的”便宜从事“的权力，成为他斩杀俘虏、草菅人事的尚方宝剑。 1548年，也就是朱纨上任浙江的第二年，他就和他的军事搭档福建都指挥史卢镗攻破当时最有名的海上走私贸易港口宁波双屿港，并一把火烧尽了岛上所有建筑，用木石填塞港口，昔日繁华的海港最终成为不毛之地。 而在福建的贸易港走马溪战役中，朱纨犯下了一个让对手心惊胆寒却也是自己失误把柄的错误，他将擒获的头目李光头等96人，无差别地在演武场就地斩首，引起漳州民心大哗，地方士绅更是痛下决心，对朱纨开始进行彻底的”绝地“反击。 4 对朱纨的反击从朱纨一开始实施“海禁新政”时就有，只不过，前期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1548年4月，双屿港被攻破后，朱纨杀了一个叫张珠的人，这个张珠是署事府推官张德熹的叔叔，而张德熹刚好又是御史周亮的老乡兼朋友。于是，周亮开始上书指责朱纨“大为民扰”。 在朱纨铁腕执行革渡船、严保甲制度后，民间的谣传就不断，这些谣传通过各种形式传达至京城，也给朱纨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先是有传言说泉州将有军队来，将整州搬迁，然后又说漳州很多人迫于生计，整家外逃，死了很多人。朱纨不得不遍发告示，澄清谣言。 虽然铁腕政策下，但在民间，公然违反禁令的仍然有其人在，这其中有底层通番民众，有惯常“海贼”，也有朝中官史。这些反抗或者反击虽然都带着自发的性质，实属一种自然反映，但足以说明当时海禁之难，完全脱离东南沿海的实际。 但朱纨不是大禹，仍然不明白疏导的道理，而仍然借着皇帝赐予的生杀大权进行全力防堵。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无疑是走马溪战役，是役后，官兵抓获了大量走私犯，引起漳泉一带民众哗然，人人自危。而朱纨将抓获的96人悉数斩首，也将自己置身于自己举起的屠刀之下。 在技术上，朱纨又因为自己的自信犯下了一个错误，他和卢镗一起，向朝廷谎报”生擒佛郞机国王三名“以夸耀军功，无视卢镗等人私吞财物，给他的敌人留了一个缺口。 御史陈九德借此弹劾他”擅专刑戮“，朝中闽浙人士于是合力排朱，以前自发的反击力量终于联合起来。另外，多数人认为朝中支持朱纨的大学士夏言在与严嵩的权斗中被杀，致使他朝中没有了靠山。但是，这种技术性的错误让皇帝也无法弥补。皇帝派出的调查专员给事中杜汝桢的调查结果表明，朱纨的擅杀确有其事。 5 皇帝下达的决定是朱纨停职检查，但朱纨的自负让他主动选择了这样的结果，在他眼里，作为一个为大明王朝尽忠尽职的臣子，无法承担来自皇帝的不信任，他也无法面对他一直视为敌人的闽浙势力投向他的目光。 他至死仍然没有明白，沿海那胼手胝足在海上以命博得生存的人是多么需要一种在大明帝国里面并不认可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生活方式马上即改变了整个世界。朱纨在皇帝的授命下，无情地扼杀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声名狼藉的“倭寇”，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从通商改向劫掠，真正祸害大明半壁江山的倭乱终于如约而至。 嘉靖倭乱前期东南沿海蓬勃的海上贸易，不得不说是现代商业文明在爆发前的一丝曙光，后来被枭首的“海贼王”王直在短短几年间，便富可敌国，可见当时海上贸易之盛，利润之丰。但这种文明的曙光在铁壁森严的帝国体制前仍不得而进，又恰巧出了一个“清强峭直”的朱纨。也许，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贪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恰恰是刚正不阿的 “清官”。 在这场事件中，没有一方是胜利者，朱纨只留了一个清名在人间，大明王朝和闽浙居民在随后到来的倭乱中，深受其害。当船舶上的货物无法扣开帝国的铁门后，船舶上的枪炮开始说话。这一情景，在三百多年后，再一次在东南沿海上重演。可见，历史可以延缓进程，但终究是逃不过去的。 文章来源于有听读书投稿，作者：周光羽；如涉及版权请告知，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仅供参考、交流之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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