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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大雅·丞民》中记载：“柔则茹之，刚则吐之”，这是关于吐法的最早文献记载。《素问》“其高者，因而越之”之论实为中医吐法理论之渊源，同时指出酸味和咸味药物具有涌泄作用。《神农本草经》载有瓜蒂、藜芦、常山等催吐药。后汉张仲景不仅实际应用瓜蒂散、葱白豆豉汤、桅子厚朴汤治疗腹满而喘、头痛等病证，而且在临床可吐与不可吐之病证鉴别、应用吐法的方法与禁忌等方面，也有所阐发。如在《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中有“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金匮要略·腹满寒病宿食病脉证治篇》记载：“宿食在上脘，当吐之，宜瓜蒂散”，“温服之，不吐者，少加之，以快吐为度而止；亡血以及虚者不可与之”。这是中医吐法临床运用之始端。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以吐法治疗“伤寒四日候”、“伤寒取吐候”、“伤寒心痞候”诸证。其后，唐代孙思邀《千金要方·伤寒·宜吐》中记载用瓜蒂散、水导散、黎芦丸、酒胆方治疗伤寒、时气、温病，还首次记载了以盐汤探吐的物理取吐法。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用稀涎散取吐法治痰厥中风，扩大了吐法的适用范围；《圣济总录》用常山散截疟；《孙尚方》用三圣散治发狂等等，均进一步扩大了吐法的临床应用范围。张从正认为:“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今予论吐汗下三法，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凡上行者，皆吐法也”。主张用汗吐下三法治疗诸疾，使吐法临床运用进一步完善。张从正系统地总结了吐法的源流、适应病证、应用方法、救治禁忌等，对吐法的理解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其所著的《儒门事亲·十形三疗门》所载139例验案中，单用吐法者占30%，吐下兼用者占40%，汗吐下兼用者占5%，治疗病证计有宿食、酒积、寒热、痰饮等50种之多，并且多为疑难怪症。同时，张从正还将中医传统吐法的内涵进一步延伸，指出吐法不仅指口中引而吐出者，还包括流涎、嚏气、追泪等，认为凡能使涎液外流、喷嚏及催泪的方法均属吐法范畴。其后，朱震亨进一步总结形成中医“倒仓治法”，创造性地运用补中益气类药服后探吐治疗妊妇转胞、小便不通，独具一格。明代张景岳顺应天地阳升阴降之规律，创立“引气达吐”法，进一步发展了吐法的理论内涵。至清代，程钟龄将吐法概括为“八法”之一，云:“吐者，治上焦也。有痰食痈脓，法当吐之。”在其《医学心悟》中有“论吐法”一节，认为危疑之症常以涌剂治疗，显而易辨的证候更可以放胆使用。 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深入，吐法的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展。现代医家认为，凡痰涎、宿食、酒积、瘀血、热毒等有形实邪留滞人体，皆可考虑用吐法。同时，临床上开始尝试利用吐法治疗机体下部疾病，如癃闭、转胞、下利等。吐法适应证从开始的上实证、表实证，发展到三焦不利、气滞血阻之证；吐法用药从开始的涌吐剂、补益剂的引入，到辨证用药；吐法的机制从排出邪毒到生元助气，经历了应用范围从窄到宽、从局限至灵活、从浅至深的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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