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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纯粹从一个文人的角度出发，我也非常喜欢苏东坡，但是我不太喜欢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因为林语堂先生太喜欢苏东坡了，只从文人的角度抬高自己的传主，甚至“替苏东坡不喜欢王安石”，使其叙述向度非常单一、叙述空间过于狭隘；我也非常喜欢王安石，但是我也不太喜欢梁启超先生的《王安石传》，因为他太多政论家的直白口号，也几乎只是从政治维度去歌颂王安石，缺少其他维度。 中国文人独善其身之时，总喜欢找一个寄托对象，苏东坡当然是古代文人中的首选，才华横溢、成就多面、个性风流、魅力无穷……然而，“寄托”这东西，往往会受一种主观情感的导引，把被寄托对象理想化，从而完全遮蔽苏东坡的人格B面。 一千年后，我们经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知道王安石的主要改革理念，是非常善意而先进的，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和反对派干将苏东坡的反对理念则有些幼稚和保守。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以千年之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去苛责司马光和苏东坡，但是，我们可以从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具体观点上去检讨苏东坡的政治见识。 先说几句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他先追随王安石变法，在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不知是不是主要受吕惠卿排挤的原因，随后背叛王安石。他反对王安石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认为王安石站在穷人一边，侵犯富人利益，所以是“小丈夫”。从“募役法”和“均田法”来看，苏辙没有说错事实，错的是他的态度。“募役法”之前是“差役法”，就是老百姓为官府服劳役，有些工作专业性很强，比如吃水上饭，搞不好损失官家财物，会倾家荡产。王安石主张换成掏钱，去雇些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来干，又不至于影响农业生产；当然，以前有“出身”的士大夫阶层是不服劳役的，现在王安石也没让他们服，但要他们出点钱，而且也考虑他们的“出身”，只让出一半。至于“均田法”，由于土地兼并，士大夫阶层土地多却瞒报少纳税，农民土地少或没土地却要纳重税，王安石主张重新丈量土地，以土地的实际拥有量和贫瘠情况重新调整纳税标准。——这些就是苏辙说王安石“小丈夫”的主要理由，他连土地兼并过分会引起黄巾起义和黄巢起义的历史原因都不清楚。 苏东坡的反对理由和他弟弟比起来，属于比较天真浪漫。王安石从18开始就反省：像文人一样只是玩儿诗词歌赋恃才傲物不能经世致用，所以，他当政之后的一项变法内容，就是增加科举考试的经世致用项目，这就遭到以诗文起家的纯种文人苏东坡的反对。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见解，更是云山雾罩、不着边际：“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19世纪中华帝国就是因为“贫且弱”，曾经被葡萄牙和西班牙这种小国的坚船利炮欺负得泪流满面。所以说，苏东坡作为文人是伟大的，作为政治家则是幼稚的。 也许，正因为苏东坡政治心机没有其弟阴深，反而因幼稚而显得直性率真。王安石推行“募役法”的时候他不去深思，只是从玄虚的角度充当反对派急先锋，等到司马光不问青红皂白地废除“募役法”时，他又知道此法利民而坚决反对，弄得两面都不讨好。我认为，苏东坡对自己这种政治幼稚和率性而为有一定程度的反省。他有一天吃饱饭后，在自家后花园腆着肚子问那群妻妾里面都装的是什么，有回答“知识”的，有回答“才学”的，苏东坡都不满意，只有他的爱妾王朝云说是“满肚子不合时宜”，被苏东坡引为知音。 现在必须说到“乌台诗案”。余秋雨先生为了把《苏东坡突围》写得符合自己的文章构思，完全简化了苏东坡的对立面。其实，在“乌台诗案”中，苏东坡的对立人物李定、舒亶、沈括等，虽然没有王安石和司马光那样伟大的人格，但也不完全是像《宋史》所载那样的纯种小人，他们应该都是一些有优点有缺点的热血青年；更重要之处在于，他们之所以能造成“乌台诗案”，还是借了一种“势”——改革之势和神宗之势，这才是苏东坡真正的对立面。苏东坡因为政治幼稚、口无遮拦，用诗文讥讽朝政，那是白纸黑字摆着的，受到朝廷处理，也算一件正常的事情，至于究竟应该处理多重，是另一回事，因为没有法律，全在皇帝一念之间。我们试想，千年之后，李傲在台湾以文干政，蒋家父子让他坐了多少年大牢？张志新明确反对自己的领袖，下场比李傲还要悲惨百倍。因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以千年之后的民主宪政思想，去苛责千年之前的封建社会？我们更没有理由用几个“小人”去简化苏东坡所经历的深厚复杂的对立面。 苏轼被贬黄州，这才诞生“苏东坡”。如果说诞生苏东坡的原因和力量，仅仅来源于他“突围”了朝堂上那批“小人”，那也太过于表面化了。诞生苏东坡的原因和力量，来源于苏东坡之前的所有经历，包括他的“是”，也包括他的“非”；他被捕时曾想自杀，狱中又曾误以为会被杀，可以说与死神两次碰面；他到黄州来也不是旅游，而是命运像瀑布一样直落谷底，以为此生政治生命完全终结（其实没有，他后来又做到礼部尚书）；来源于黄州这片山水独特的人文内涵，或者被苏东坡赋予的人文内涵……种种合力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苏东坡，同时催生出苏东坡的顶级作品：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包括《记承天寺夜游》。——也就是说，诞生苏东坡的原因和力量，比他“突围”那些所谓的“小人”要深厚宽广得多。 苏东坡从黄州移官汝州，特意绕道江宁看望早已下野的王安石，这本来应该是一段佳话，也被各种历史迷雾缠绕得面目不清。当然，邵伯温那种编造是在歪曲，林语堂那种描写又不愿深究。苏东坡曾想在江宁挨着王安石买地卜居，也有借王安石威望缓和与台上改革派紧张关系的意思，因为王安石毕竟还是改革派的“精神领袖”。王安石当然非常欢迎，而且也以肺腑之言劝苏东坡“求田为事”，别再去蹚那汪政治浑水了。但苏东坡犹豫再三之后，还是作罢而去，这其中恐怕有会被保守派指责为“变节”的担忧，也可能有放不下官场纸醉金迷生活的余念。然而，这样一个基础事实不可否认：苏东坡此时虽有趋附王安石之意，但前提肯定对王安石的人品和才学是敬佩的；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文学才华，更是有着充分的认识和无私的赞美：“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等人物。” 在“乌台诗案”中，有史料记载，“上以公疏入方为决”，就是说，最终是王安石的奏折救了苏轼一命。而且，三年前，其弟安国被诬陷放归江宁，两年前，其子王雱又因“弄权”获罪，王安石都没有上折向皇上求过情，却为一直反对自己变法的苏轼上折求情。所以，苏东坡绕道江宁拜访王安石，其行动中也有对王安石上折救己的一丝谢意吧？但是，苏东坡这一去，就走到“元祐更化”的朝廷，官至礼部尚书，受到宣仁太后那位贵妇人的优渥礼遇；王安石冷落离世，苏东坡仅奉命作了一篇语义含混的公文，从此别无一字半句追思和评价。 苏东坡与同时归来且官至宰相的弟弟苏辙成为“蜀党领袖”，一同堕入元祐一朝拉帮结派庸俗无聊的党争游戏之中。“洛党领袖”程颐想挣一点给小皇帝坐着讲课的士大夫尊严，这本来可以理解，甚至还应该称赞，却受到愿意站着为九岁小皇帝讲课的另一位老师、“蜀党领袖”苏大学士的尖刻嘲讽。此时，司马光刚死在宰相的工作岗位上不久，王安石毅然退出政治舞台也才十来年，先于司马光四个月死去；与王安石和司马光比起来，苏东坡的政治人格就逊色多了。难不怪史家要说司马光是北宋王朝最后一位“政治大佬”；司马光以降的北宋政治家，几乎都是跳着自得其乐的小步舞，迅速滑向政治道德的黑暗深渊。 “元祐党人”的后台宣仁太后执政九年去世，18岁的宋哲宗亲政，启用王安石变法派干将章惇当宰相，当然，此时的改革也已经开始变味成政治旗号。章惇是苏轼在陕西参加工作时结交的朋友，“乌台诗案”中又仗义执言救过苏轼，当时章惇已是副宰相，还经常写信到黄州规劝苏东坡这个直性子，而且用苏东坡的话来说，在章惇之外，只有弟弟子由这样关心他；然而，等到元祐归来，苏东坡和苏辙等“元祐党人”又把章惇等“元丰党人”贬出朝廷。——此时章惇当然也就会冤冤相报，依照当时的“党争”规则，把刚过了九年上层好日子的苏东坡贬谪流放到“瘴厉之地”岭南惠州，然后是天涯海角儋州。 六年之后，宋哲宗24岁早死，端王宋徽宗轻佻上台，向太后短暂垂帘，苏东坡遇赦北归死在被人夹道欢迎的途中，章惇因说了“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而与苏东坡反向而行，四年之后死在岭南雷州；此时的苏东坡，既自嘲也超脱，坚守一个伟大文学家的A面：“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你可以理解苏东坡是难忘三次贬谪流放的痛苦悲伤，你也可以理解苏东坡是铭记三次流放对他文学的玉汝于成，你也可以理解成苏东坡以充沛饱满的生命力量、妙趣横生的生活色彩，穿越人生的全部功过是非与悲伤苦难浮出海面，以伟大而美丽的文学屹立于中国大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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